格雷伯的礼物丨格雷伯眼中的科层世界：从《规则乌托邦》说起(3)

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洲的新兴民族国家中，一半的政府预算以及公务员力量花在邮政服务上。德意志邮政的运行系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在大城市中一天有5-9次投信时刻，在柏林还有压缩空气推动的信件投递网络。列宁在俄国革命前几个月曾写下德国邮政系统背后蕴含着社会主义经济潜能的观察。

图2 柏林邮政气动管终端仪器，Meyers Groes Konversations-Lexikon, 6. Aufl., 17. Bd, Leipzig und Wien, 1907对于19世纪的美国人来说，邮政服务一度是联邦政府的化身。格雷伯指出，“邮政化”（postalization）是美国进步主义者们对于国族化未来的美好想象，然而这个词当今基本已消失。现在美国人对邮局的联想是数不清的垃圾邮件、物业账单、信用卡广告和慈善小册子。这并非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因为从1980年代开始，立法者系统性地撤除邮局的公共预算，鼓励邮局私有化——竞争者的入场并没有真的提高效率，反而让这个系统更加臃肿。20世纪的互联网和邮政系统其实是很类似的故事：起源于军方的信息科技迅速扩散到整个社会，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具有某种乌托邦般的高效魔力，被想象成抗衡老旧资本主义的合作式可能性；但是又快速变为政府监控、广告和枯燥行政工作的工具。从邮局到互联网，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大众曾经为之狂热又逐渐幻灭的科层系统？这两个时空中，虽然科技起源于本质上反动的军事，但是却被用在了反军事的目的上——沟通、传播、交流、做梦、表白、艺术。格雷伯认为，这个时候，官僚体类似一种诗性技术（poetic technology），因为机械的组织形式被用来实现某种不可能的愿景：凭空起楼，沙漠开花。而且此时切身感受到这个力量的不仅是统治者和帝王，还是普通人。这感受背后是一种很奇妙的自由和解放感，以及一种对理性的新的态度。官僚民粹主义（bureaucratic populism）让思辨变成了热情的囚徒，理性不再必然崇高，而只是一种实现梦想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