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拉尔德·瑟斯曼：怎么打宣传战和思想战？美国人可会了(7)

战后的干涉主义
当然，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入侵不是由杜勒斯兄弟开始的，也不是由他们结束的。斯蒂芬·金泽尔【11】（Stephen Kinzer）详细列举了美国入侵导致当地民选或权势集团政权更迭的14个事例。这14个事例中没有一个被包括在美国政府执行的许多更“无赖”的行动内，因为这些事例有幸得到“两党”和内阁的支持。威廉·布鲁姆用文件证实了美国侵犯许多国家主权的更多事例。另一位学者汇集了美国在国内（对付国内激烈的反政府运动）和国外的143次军事干涉。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避开敏感的主权话题，把他们的干涉行为说成是回应敌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岁月，他们又转回“世界共产主义阴谋”的话题。在当今的后苏联时代，美国则是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妖魔化以虚构敌人，其中最近的名单包括：伊朗的内贾德（Ahmadi-Nejad）、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阿尔法特（Arafat）、叙利亚的阿萨德（Assad）、古巴的卡斯特罗、委内瑞拉的查维斯（Chavez）、利比亚的卡扎菲（Gaddafi）、朝鲜的金正日、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Lukashenko）、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Milosevic）、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Morales）、巴拿马的诺列加（Noriega）、伊拉克的萨达姆（Saddam）、乌克兰的亚努科维奇（Yanukovych）及其他人。
妖魔化把外交政策降低为初级的摩尼教戏剧，从而使政府和主流媒体能够把它推销给易于受骗的公众。在“反恐战”背后有一个混淆是非的道德问题，前总检察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称之为“预防模式”（来自绿色运动的“预防原则”，即在有一切证据之前就加以干涉，使全球气候变暖减速）。阿什克罗夫特的意思是，设计一种政策，在有可能成为罪犯的人未犯任何罪而且还没有证据支持之前就逮捕他。这个策略被小布什和托尼·布莱尔【12】（Tony Blair）共同确认是必要的：对想象中企图毁灭西方的敌人——伊拉克和阿富汗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
在保持国家合法性中，制造外部敌人是一项关键的思想意识工作。在自由民主国家，制造敌人促使各政党在确定“国家利益”方面同流合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有着狂热的超级大国野心的精英们把苏联当作头号公敌。共产主义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和越南）革命解放运动背后的邪恶力量。偶尔出现的对立面的学术论文和新闻根本通不过主流媒体为把革命描述成阴谋而设置的过滤网。主流媒体中许多受尊敬的成员秘密地与中情局合作，为国家利益而开展反苏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