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拉尔德·瑟斯曼：怎么打宣传战和思想战？美国人可会了(8)

美国频繁地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并且用暴力阻止自己的公民捍卫民权，这样的历史使人们有理由质问：为什么美国如此热衷于宣称自己有作为海外民主主要促进者的责任？无批判地接受这种宣称就太过于天真了。很少有文件能证明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除自私的国家利益之外的目的。即使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在阻止欧洲从西班牙开始的法西斯主义方面也没有做什么，直到希特勒对美国开战。除了有力地鼓吹公司利益之外，美国支持一批残暴的专制政府的事实也表明，它不是可信的民主拥护者。
的确，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强权的政治人物，例如刚果的卢蒙巴（Lumumba）、智利的阿连德、危地马拉的阿本斯（Jacob Arbenz）、伊朗的摩萨台、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Ortega）、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Hamas）组织，都是美国搞政治颠覆的对象。其中前四位已经被推翻了。“自由”这个词用于政治时通常被附加在一些与冷战行为或公司利益有关的事物上：“新闻出版自由”、“自由劳动”、“自由企业”、“宗教信仰自由”、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被用于从思想意识方面对前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施压，但是对与美国结盟的专制政权却很少提出这样的要求。“平等”和“社会正义”几乎从美国官方的词汇中消失了，这些词在历史上一直与共产主义有关，这是对那些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们的挖苦。

冷战期间美国针对苏联拍摄的电影《红色威胁：地下间谍》（1949）海报 图自网络
“自由”一词被当作一支强大的军队去颠覆那些被美国政府认为对它的世界领导地位不那么顺从的国家。是否拥有自由基本取决于这些国家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内接受国际商业机构作为“法人”和公民的程度。“自由”已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抽象符号……它变成新自由主义帝国象征性地夸张和应对所谓紧急状态的主要理由”（包括国家必须应对“自由之敌”和为自由而永远需要动用军事力量）。由此，“自由”已成为一个法定词，它代表的不是每个公民都有份的集体福利，而是私人在“自由帝国”有“无限制地积累和消费财富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