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克》，大卫·芬奇的“一生之作”(4)

虽然“社会背景”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是一个老掉牙的、过时的文学术语，仿佛是从史前教科书里穿越而来的，但真正有问题的是将其庸俗社会学化，而非“社会背景”本身。比如，我们当然也可以通过芬奇前作得出《曼克》这部电影又一次探讨了人性的“七宗罪”，但这种观点无疑是有局限的，如果仅仅从人的个性入手，它很有可能拍成“一个酒鬼的忏悔录”，会走向某种以演员为核心的歇斯底里——大众都天真地以为演变态就是有“演技”，尤其对于加里·欧德曼这种演了很多著名变态的演员，这其实是危险的。
大众是多情的，喜欢代入剧情的，但同时又是最无情的。人们总将影视剧归入“娱乐”，认为就是玩耍罢了，其实电影生产的过程，从围观、宣传、讲述、观看、反应、八卦，它所展现的社会意识的丰富性远远大于文学。芬奇这部野心之作最成功的一点，在我看来，正是恰如其分地融入了“社会背景”，而且非常自然。为什么这部讲1941年拍电影的电影大部分的时间都发生在1934年？因为这实在是个特殊的年份，芬奇看重的正是其“社会背景”。
简单粗暴地说，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遭受了经济大萧条的重创。金融资本嚣张时，老百姓听从“专家”建议贷款买房，又听从“专家”建议将房产抵押换钱来疯狂炒股，而嗅觉灵敏的资本家见势不妙就抛售股票，用小麦和玉米做燃料，将牛奶倒入密西西比河。大批自认为进入中产的老百姓纷纷破产，一夜打回原形。
从根源上说，这是由于当时美国金融体系实施“金本位”，黄金储备不够用了。这时候美国的银矿主就主张自己的利益了，导致白银收购价格飞涨，从而把危机转嫁到以白银为本位的中国，尽管当时的国民政府和罗斯福“打招呼”，但他装作听不见（因为正是他为了总统选举的选票而通过了“白银法案”），再加上日本的“助攻”，中国就成为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出口，这也导致了中国白银的疯狂外流，经济遭到严重打击。在这场危机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暴露了其丑陋的一面，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在欧洲助长了民粹的兴起，纳粹的上台。
这场经济危机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左翼文艺中有直观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影响中国的世界级文学家中，除了苏俄作家，就是美国左翼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甚至“辛克莱”这个译法都是鲁迅先生的手笔。辛克莱的小说在当时就有4部译为中文，包括其成名作《屠场》。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辛克莱关于作家对社会的参与意识、批判意识极大地影响了萧红等左翼作家，用更现代的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必须保卫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