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逝世30周年：一个“乡下人”的爱情书写(9)

无论怎样，沈从文新婚不久后的这次出轨，沉重打击了刚在医院生下长子龙朱的张兆和。刘洪涛在1997年访问张兆和时，发现她对此事依然耿耿于怀。要命的是，这段婚外恋，一直维持到1942年。1937年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在同年8月，离开北平，辗转武汉、长沙、贵阳，于次年4月到达昆明。产后虚弱的张兆和，未能与沈从文同行，直至1938年11月，才携二子辗转到昆明团聚。而在沈从文就职西南联大不久后，即推荐高青子在联大图书馆工作。刘洪涛认为，《看虹录》中放纵情感的描写，正是沈高二人在昆明的交往折射。
这多少让人难以索解，深爱张兆和的沈从文，何以在新婚不久即发生背叛的行为？在“力比多”的背后，或许多少也与沈从文的爱情与人生态度相关，正如他自己所说：“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情感，却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

1981年夏，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在寓所。
只是，沈从文这个“乡下人”，显然做不到卢梭的彻底与狂放。上世纪40年代，沈从文的《水云》、《抽象的抒情》一系列看起来玄之又玄的散文背后，实则混杂着他情感与理智的激烈冲突。写作，再次成为排遣与抒发的出口。写于1946年的小说《主妇》，乃沈从文为纪念结婚13年而作，同样可视为他写给妻子的忏悔书。与自己的弱点战争10年之后，在庸常的生活中，沈从文发现了节制的美丽，重新找回“尊严和骄傲”。
暮年时分，张兆和在《从文家书》的后记写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参考资料：《沈从文传》，凌宇著；《沈从文小说新论》，刘洪涛著；《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解志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