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李大钊在北京的足迹

1924年在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的李大钊
五四运动后，以北大学生为核心，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先后在北京成立，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小组又改组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同时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党在北京的早期组织真正建立了起来。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李大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1916年北上办报到1927年慷慨就义，除却出访和避难，李大钊生命中最后的十年，也是最为浓墨重彩的十年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穿行在北京的街市胡同里，寻访李大钊的红色遗迹。
“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1903年，22岁的鲁迅吟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1916年，20岁的郁达夫口占道“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席间口占》）。他们为民族、国家的前途而感到深深地忧虑。同时代正值青春的李大钊在想什么、做什么呢？
1916年7月，刚刚从日本归国、时年28岁的李大钊应朋友的邀约北上进京办报，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先在皮裤胡同安顿下来。今天知道皮裤胡同的人恐怕不会太多，而曾经路过皮裤胡同的人想必不在少数，试问北京城里谁没有去过西单的君太百货和大悦城呢，皮裤胡同就夹在这两座商城之间，而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知道李大钊曾暂住在皮裤胡同的恐怕是寥若晨星。的确，因为大规模的城市改造，现在人们已经无法确定李大钊是住在皮裤胡同的哪个宅门里了。
此番进京，李大钊似乎显得踌躇满志，他将新生的报纸命名为“晨钟”。在报纸的创刊号上，和许多热忱的爱国者一样，李大钊写道：“外人之诋吾者，辄曰：中华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中华之民族，衰老之民族也。”“过去之中华，老辈所有之中华，历史之中华，坟墓中之中华也。”而“今日之中华，犹是老辈把持之中华也，古董陈列之中华也”。李大钊将振兴国家命运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他说“中华自身无所谓命运也，而以青年之命运为命运”，“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他热切地期待着“振此‘晨钟’”，“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李大钊写了许多以“青春”“青年”为关键词的文章，例如《青春》《〈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建》《新生命诞孕之努力》《奋斗之青年》，这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是声气相通的，更与他初次进京时的幻灭、忧虑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