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李大钊在北京的足迹(2)

其实早在清帝退位不久的1912年至1913年间，李大钊便曾为寻求报国之路而几次进京。或许是因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局使然，或许是因为法政专业的熏陶使然，从早期的诗文创作来看，李大钊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体现出浓厚的兴趣。民国初年党派林立，李大钊一度还曾加入过中国社会党。然而仅仅过了半年多，身边的好友惨遭杀害，投身的政党也被查禁解散，李大钊也不禁感到彷徨、失落而“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李大钊：《我的自传》），这同李大钊一贯的气质、作风是极不相符的，可谓是心情极其低落的表现。1913年，李大钊开始筹划东渡日本求学，启程前夕孙中山、黄兴发动了“二次革命”，李大钊忧心忡忡地写道：“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李大钊：《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忧国忧民之情与风华正茂的鲁迅、郁达夫如出一辙。旅居日本期间，李大钊一方面积极探索救国真理，另一方面坚持从事反袁斗争，并且因此耽误了学习被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为由除名。
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初，李大钊曾在东京郊外高田村的月印精舍住过一段时间，巧的是1921年田汉也住进了这里。我在东京时对现代旅日文人的历史遗迹很感兴趣，曾专门到过去的高田村、现在的高田马场一带去寻访、凭吊一番，然而和在皮裤胡同里一样一无所获。是意料之中的失落吗？那一刻我也说不清，只是不由得想起陶渊明的名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前辈同胞的行迹已经烟消云散，但是他们救亡图存、矢志报国的气场却似乎还盘亘在历史的角落之中。
“什么是新文学”
北京地铁四号线菜市口站东南出口背后有一座非常残破的二层小楼，有资料说这里是民国时期老便宜坊所在地。搬进皮裤胡同的当天，李大钊约了几位朋友相聚在老便宜坊，一来算是庆祝乔迁之喜，二来也讨论一下下一步的生计。和今天许多初到北京的年轻人们相似，李大钊的生活委实不易。因为人事方面的原因，李大钊在《晨钟》报的工作并没有持续多久，后来他又相继参与过《宪法公言》和《甲寅》，直到1918年元月接替章士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生计才逐渐稳定下来。另一方面，9月7日住进皮裤胡同，10月30日便又到现在的光明胡同一带看房，看来皮裤胡同并不相宜。转过年来，李大钊在朝阳门的竹竿巷度过了春节，因为张勋复辟，1917年7月李大钊避居上海，直到11月才返回北京，这时竹竿巷的房子里已经搬来了新房客——胡适。待到在北大任职之后，李大钊把妻儿也接到北京，一家人团圆在回回营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