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李大钊在北京的足迹(3)

现如今，竹竿巷、回回营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
两年的时间里，李大钊在北大声誉日隆。1920年7月李大钊被聘为教授，10月份进入北大的领导核心——校评议会，评议员由教授们互相推选产生，人数不多，且每年改选，李大钊连续4年当选，票数逐年增加，到1923年时，所获的票数比名满天下的胡适还多出11张。而回想刚到北大任职时，因为没有完成早稻田大学的学业，李大钊曾受到一些守旧学究的轻视，章士钊回忆说“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假如不是时任校长蔡元培力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李大钊恐怕是难以进入北大的。也同样是因为蔡元培的开放和宽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以及鲁迅等新文学的干将先后加盟北大，使得北大成为引领新文学风气之先的堡垒。李大钊早年用文言写得一手好文章，章士钊曾盛赞为“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受到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影响，从1918年开始李大钊改用白话文写作。
李大钊与《新青年》同仁的关系非常密切、融洽。鲁迅曾回忆说李大钊留给他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鲁迅：《〈守常全集〉题记》）。李大钊虽然并不专事文学，但从1918年开始他也发表了一些白话短诗。并且，他还在文章中提出“什么是新文学？”在他看来，“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李大钊讲“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并不是像唯美主义那样主张生活应该模仿艺术，而是他秉持启蒙主义立场，非常看重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人力车夫是当时社会常见的行当，胡适、沈尹默、鲁迅、郁达夫、闻一多等都写过表现人力车夫悲惨生活的作品，但大多并未深入到这些引车卖浆者之流的实际生活中去，1938年何其芳在《坐人力车有感》中便写道：
“坐在车子上，让别人弯着背流着汗地拉着走，却还有什么感想，而且要把它写出来——真是可耻笑的事。”比新文学同仁都要早，在1917年2月李大钊便发表过一篇《可怜之人力车夫》，除了怜悯体恤之外，李大钊提出了不少切实的措施来保护人力车夫，可以说正是李大钊启蒙主义文学观的体现。
李大钊民主主义的思想底色以及他对青春中华的热切期盼都使他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助产士。李大钊自幼便受到儒家学说的熏染，在日本留学时又受到大正时期民本主义思潮的影响，民国初年动荡的时局使李大钊对平民大众苦难的生活有着更加真切的体会与同情。《民彝与政治》是1916年李大钊归国前完成的一篇代表性论文。“彝”者“宗庙常器”也，《诗经·大雅·烝民》里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民彝”就是“民法”“民纲”的意思。李大钊认为为治之道应该顺应、尊重民彝，统治者绝不能出于自信而越俎代庖替民众做出选择，否则就会动摇民本。李大钊的“民彝政治”体现了他对现代民主精神的追求，但在肯定民众的主体地位时，李大钊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来寻找理论依据的，而不是复述照搬西方的政治理念。这其实体现了他将现代政治理论中国化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