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李大钊在北京的足迹(6)

紧接着，李大钊到上海同孙中山会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李大钊：《狱中自述》），谈得非常投机，由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了国民党，并在日后委以一系列高级职务。在李大钊的带动下，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也相继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尽管如此，在共产党内和国民党内仍有人反对国共合作，有的报以疑虑，有的甚至施以挖苦、讽刺，有的时候搞得李大钊也非常恼火。但他仍然坚守初心，做了大量思想、组织工作。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李大钊表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贡献于国民革命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运作共产党而来的。”“国民革命是我民族惟一的生路，所以国民革命的事业，便是我们的事业”。李大钊的发言直率、诚恳而严谨，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为的是国民革命事业，而非出于私心，且有孙中山的支持。
最终，反对跨党的提案被大会否决，北京翠花胡同8号设立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市党部，李大钊任执行部的负责人，勉力维系着国共合作，同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西山会议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1926年3月国民党“二大”之后决议取消执行部。所以翠花胡同也是北京城里李大钊频频出入的地方。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大钊就深入到铁路工人中做了大量工作。1921年3月，李大钊到赴郑州开展工人运动，他在工人夜校的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下面写了个“人”字，说两个字连起来就是“天”字，勉励工人们前途远大、好好努力。到1922年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工会组织已经遍及全国，在此基础上，党组织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却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武力禁止，为此全路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这是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吴佩孚大开杀戒，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北京政府发布了对李大钊等领导同志的通缉令。尽管当时李大钊人在武汉、上海讲学，但他在石驸马大街的住宅则遭到特务暗探的监视、骚扰。1924年2月，一家人不堪其扰，被迫告别了石驸马大街宽敞的院落，搬到了南边不远的铜幌子胡同甲3号。
5月21日张国焘违背李大钊迅速躲避的指示以致被捕，旋即鹰犬爪牙们扑到铜幌子胡同去抓人，好在李大钊一家已提前撤回河北，6月份李大钊启程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9月份开学之际，为了不耽误子女的学业，夫人赵纫兰带着孩子们搬到西单附近的邱祖胡同。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北方的形势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李大钊在党的指示下回到北京迎接孙中山，一家人又团圆在府右街后坑朝阳里4号。现如今，铜幌子胡同已改为同光胡同，只剩下短短一截，邱祖胡同和朝阳里则已经淹没在历史记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