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源：“家”的书写与小说的“引力”——读梁宝星小说《引力》（附选读）(6)

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视为一部“家国”书写的寓言，那么在“五四”时期，“家”被视为一种压制性的封建制度的延伸，因此，只有将其打倒，个人才能冲破樊笼赢取自由。这样的表述见诸冰心、沅君的小说，以及胡适广为流传的《终身大事》等作品；在“文学革命”朝着“革命文学”迈进的历史过程中，“个人—家庭—国家”三者的权力关系得到重新组织；而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家”又在农业生产制度的调整中，经历一番“向心力”和“离心力”的拉扯，此时的“家”要么沦为个人迈入集体的阻碍，要么成为联结个人与国家话语的桥梁；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新时期”，“家”以及与之相关的爱情、婚姻等，则被裹挟进“人道主义”的潮流中，成为个人对抗阶级叙事、疗愈“伤痕”的温暖巢穴。在这样的文学史脉络和褶皱里，“家”如同一个潜伏的幽灵，时刻徘徊，阴魂不散。
那么，我们又如何看待九十年代以降，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有关“家”的书写呢？我们所熟悉的对“家”（宗族、家族）的书写，在类似《白鹿原》这样带有“史诗性”的长篇巨著里早已成为一种固定模式，似乎只要将故事的重量压缩到一个家族中，历史长河的复杂面貌便可清晰显现，家族秘密、代际冲突、父子情仇……在小说里翻腾、喷涌，最终形成壮阔的浪花。这样的叙事，在中短篇小说中也颇为常见。
梁宝星的小说《引力》，也应归入这一“家”的书写谱系中来。只是，此时的“家”不再是抽象的，也不是宏大历史的替代物，而是个人经验的呈现和再生产。《引力》颇有意味的一点是贯穿了作者对南北方生活经验的体认，我们大可将它当成作者对故乡（川岛）和远方所代表的两种经验的思考，“我”游离在两个家庭之间，既深陷其中又置身其外，就是作者这一游移身份的投射。由此把话题打开，我们还能将《引力》放在青年写作的范畴中加以甄别，它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何突破个体经验的局限，摆脱“引力”，为虚构赢取更加广阔的空间？恐怕是这一代写作者穷尽一生都要捕获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