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传说、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写作：为什么我们总喜欢讲故事？(7)

海明威一直在新闻编辑室这个精心设计的乏味环境里，坚持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自主权。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亨利·卢斯正在研究一种更加制度化的应对（乏味的）措施：他和他的合伙人布里顿·哈登（Breton Hadden）于1923年创办了《时代周刊》杂志。但让他发财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只有在各种事件以叙事的形式组织起来，并且一般都是按时间顺序来排列的时候，人类才能最清晰地理解（或相信自己能理解）那些事件。
卢斯和哈登创办《时代周刊》时，目的是将其视作一种新闻摘要，一种让人们无须翻阅厚重报纸里死气沉沉的专栏就能追踪时事的方式。起初，他们的资源是相当可怜的：除了成堆的剪报、若干参考书，还有自己的想象力之外，他们一无所有。但他们明白，叙事就是组织起一种现实叙述的最有说服力的方式，也明白所有叙事都需要一种目的意识。各家报纸时常提出要在讲故事时表现出某种中立性，这很可能是个不可能达成的目标，而且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肯定会严重削弱讲故事这种行为。
《时代周刊》的政治影响力在最近几十年里消失了，它讲故事的方式和其他杂志已十分相似，部分原因是其他人都从《时代周刊》那里学到了很多。但在杂志的巅峰时期，《时代周刊》式的叙事读起来的确与众不同。它会给你提供新闻，但不突兀，不像报纸那么明显。经过精细加工的《时代周刊》的故事都是以缓慢而又极其细致的场景设置来引诱读者，接着就是一篇精细打磨的叙事，最终导向一个旨在传达情感力量的结论。
《时代周刊》的叙事风格，在越南战事急剧升温之前达到了它的最高点，彼时其社论所表现出的信心正好响应了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信心，其散文文体家式的沉稳姿态也和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沉稳姿态一致，而且亨利·卢斯本人仍然在世。

亨利·卢斯
1964年的《时代周刊》有一篇关于苏美两国交换间谍的文章，开头是这样一句话：“柏林的一个雾蒙蒙的早晨，一辆来自苏区的黄色梅赛德斯轿车停在了赫尔斯特拉斯（Heerstrasse）过境站的关卡前。”也许，《时代周刊》对间谍活动的了解并不比报纸更多，但它的风格让信息舞动了起来。一篇关于塞浦路斯冲突的文章在开头写道：“花朵在圣希里昂（St. Hilarion）摇摇欲坠的塔楼上开放，老鹰在凯里尼亚（Kyrenia）上空悄无声息地盘旋。”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塞浦路斯的情况并没有多大变化。1964年春，《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讲述美国驻西贡（Saigon）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的封面故事，它以经典的《时代周刊》风格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