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珠峰之路，为何从“苦行”演变成中产时尚？(5)

在中产阶级的认知中，登山是郊游的一种扩展，只不过危险系数高了很多倍。索绪尔在阿尔卑斯之旅中携带红酒和丰盛的美食，到了山顶，开酒庆祝，结果香槟里的泡沫比正常更加多，喝起来非常呛口，这是因为海拔高的缘故。
瑞士山区原本人迹罕至，在英国登山者的带动下，成为旅游热点，学者西蒙·沙玛把这个现象称为“伦敦化Cocknification”。19世纪中期，阿尔卑斯俱乐部的主席莱斯利·斯蒂芬说：所有品质优良、见识博学的男人必然热爱群山。
在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理想的男性样板发生了转变。1813年《傲慢与偏见》主人公达西是一个慵懒，不沾俗务的翩翩佳公子。1847年《简·爱》主人公成了充满激情斗志的工业主罗切斯特。中国学者程魏做了一个比喻，达西是伦敦蝴蝶，罗切斯特是帝国鹰，《傲慢与偏见》的故事背景，局限在德比郡乡村的一亩三分地，而《简·爱》的目光投向了全世界，它的多数人物来自海外殖民地（如罗切斯特、疯女人、梅森、简·爱的叔叔），要么即将去殖民地（如圣约翰），小说留下不少海外风俗、风物的痕迹。

《简·爱》电影剧照。
随着日不落帝国的扩张，冒险精神获得推崇。荣赫鹏远赴雪域，在喜马拉雅群山间攀爬；戴维·利文斯敦深入非洲腹地，在陌生的野蛮部落包围中幸存下来；罗伯特·斯各特与挪威人角逐首先到达南极点的荣誉，并且献出了生命，在旅程的最后时刻，他用僵冷的手指写道：“这里的冰天雪地比温暖舒适的卧室好上一千倍。”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散发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后来经济学家哈耶克移民入籍，特意尝试登山运动，阅读探险类书籍，就是为了深入理解“19世纪伦敦知识界的氛围”。那时，中产阶级呈现出阳刚强健的精神面貌，大众舆论中的理想男性应当能文能武、野心勃勃，登山既呈现了欣赏大自然的美学价值，又检验了体力和意志力。
荣赫鹏及其同伴在亚洲有过探险旅程，从东北长白山游历到中亚帕米尔高原，途中一遇高山，便忍不住技痒要去试下身手。“英国人只要看到山就一定要爬到最高处”（荣赫鹏著作《大洲之心》)，不过在别人眼里，登山丝毫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