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出版人巴尼·罗塞特与无休止的自由阅读斗争(3)

在盖特韦学校因资金短缺而关闭之后，罗塞特被弗朗西斯·W·帕克学校录取，他称这是一所由一名自由派贵族女子重金资助的私立学校。在回忆录中，他挖苦道：
可以说，正是在帕克中学，我开始了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漫长纠葛。七年级时，我读了乔治·H·塞尔德斯关于墨索里尼的书《锯末凯撒》（），这本书注定要在关于我的政府文件中扮演重要角色……我讨厌墨索里尼。塞尔德斯说得很清楚，独裁是强大且非常危险的。后来，联邦调查局报告称我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的仰慕者，导致这个荒谬论断的原因始终不得而知。得益于信息自由法，多年来我从档案中获取了大量文件，可以确定我只在上小学的时候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者”。从高中开始，他们把我标记为“激进分子”，大概“激进分子”这个称号更符合他们的口味。
Sawdust Caesar
对于最后一点，联邦调查局没有完全说错，罗塞特确实是一个激进分子。八年级时，他和一个朋友开始出版自己编辑的校报，名为《社会共产主义者》（
Sommunist
），他们把“社会主义者”（Socialist）和“共产主义者”（Communist）结合起来创造了这个标题。后来他们又把报纸名字改成了《反对一切》（
Anti-Everything
）。
高中毕业后，罗塞特读过几所大学，但都没能获得学位。1940年是他在斯沃斯莫尔学院的第一年也是唯一一年，在那儿，他接触到了亨利·米勒的作品。听了一个朋友的建议，罗塞特到纽约的哥谭书市买了一本米勒的《北回归线》，该书当时在美国是禁书。读完后，他写了一篇相关的课程论文。“我从来没觉得米勒的小说有多么色情，”他在自传中坦言，“但它令人振奋，也令人沮丧，因为它很真实，并且以优雅的姿态反抗传统。我的课程论文题为《亨利·米勒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文中探讨美国式的生活习惯是否值得捍卫，最后勉强得出结论：值得。”
珍珠港事件后，罗塞特在步兵团里待了一小段时间。在俄勒冈的训练营里，他发现自己和一群贫穷的工人阶级士兵混在一起，而他们迟早会在欧洲或者太平洋的地面战争中牺牲或受伤。忧心忡忡的老巴尼说服了儿子，动用一些关系把罗塞特安排到中国，余下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中国拍摄抗日战争的影像。这段经历培养了他对电影和制片的终生热爱，而这也深刻影响了后来他掌舵格罗夫出版社的发展理念。
战后，罗塞特同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琼·米切尔结了婚，他们定居于纽约格林威治村，成为二战后纽约艺术与文学繁荣图景的一部分，常常与杰克逊·波洛克和威廉·德·库宁之辈来往。身处艺术家和作家群体之间，罗塞特挣扎了一段时间才找到值得做的事情。在回归校园之前他尝试在联合国找一份工作，但并未成功，而后他在新社会研究学院取得了学士学位。与此同时，他的婚姻逐渐走向了尽头，他和琼在1952年离婚，但他们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在婚姻破裂之时，作为一个相当优雅的结尾，琼带着艺术家朋友弗朗辛·费尔森塔尔去见巴尼，鼓励他开始从事出版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