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的“暴风雨”主题：“唤起人们的崇高感”(5)

1802年10月，痛苦已极的贝多芬留下了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他写道：“六年以来我的身体何等恶劣……可是我不能对人说：‘大声些，我是聋子’……这感官在我是应该特别比别人优越……我不致自杀是因为艺术留住了我。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觉得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在与残酷的命运达成和解之后，贝多芬踏上了通往个人创作生涯的巅峰之路，也迈向了人类音乐史的顶峰。窃以为，贝多芬的“暴风雨”奏鸣曲可以视为他“写给自己的情书”，它在最艰难和痛苦的时刻给予了自己巨大的情感慰藉（尤其是二、三乐章），正如罗曼·罗兰一针见血的观点：“这是他，就是他本人！”同时，罗氏还认为“暴风雨”奏鸣曲是“贝多芬在音乐中直接表达思想的最突出的例证之一”，成熟时期的贝多芬独具一格地表达了“暴风雨”中的对立性，这是“无法遏止的急流，粗犷的力量”和“高瞻远瞩思想的统治”之间的对立。
由此，贝多芬借由开启英雄和浪漫生涯的这一奏鸣曲超越了悲剧性的宿命论。这首作品从充满奇异、灰暗的紧迫感，到美至极限的快感，不由让人想到德国的民谣和传说——暴风雨后金子与财富从彩虹上落下来，这与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对人类未来的设想和人文主义理想如出一辙。罗曼·罗兰曾说，莎士比亚是贝多芬最喜爱的诗人，他熟悉他的作品犹如熟悉自己的乐谱。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暴风雨”奏鸣曲未必对应着莎翁的剧作情节（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1925年创作的管弦乐组曲“暴风雨”（The Tempest,Op.109）或许是莎翁同名剧作还原度最高的音乐作品），却无疑是受到了这一戏剧诗杰作所蕴含之精神的极大震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将莎翁《暴风雨》中的名句“他并没消失什么，不过感受一次海水的变幻，化成了富丽而珍奇的瑰宝”作为自己的墓志铭，想必这也是贝多芬在“暴风雨”钢琴奏鸣曲中所要表现的思想光辉。
三
1880年，一年一度的法国艺术沙龙展在Safa’s House中火热进行。19世纪70年代之后，印象派绘画呈异军突起之势，成为评论家和艺术爱好者关注和争议的焦点，出人意料的是，本次沙龙中引发轰动的却是一幅学院派画作，它就是法国著名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考特创作的肖像画《暴风雨》（）。作为法国古典主义学院派的代表，考特先后师从多位学院派大师，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W·布格罗——19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法国学院派画家。1863年在艺术沙龙崭露头角之后，考特的知名度在70年代迅速上升，并于1874年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前一年创作的《春光》（1873）已然让他步入世界经典艺术家之列，《暴风雨》则是他晚年最杰出的代表作（据说也是他的最后一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