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伯南克：如何理解危机下的货币政策？(2)

《21世界货币政策》，[美]本·伯南克著，冯毅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1月。
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时的一段对话激发了我对货币政策的兴趣。我向当时一位年轻的教授斯坦利·费希尔寻求论文开题的建议，他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之星，之后担任过以色列央行行长和美联储副主席，再后来成为我的顾问和导师。他递给我一本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合著的860页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斯坦利说：“读读这本书，它可能会让你厌烦得要死。但如果它能让你兴奋起来，你就可以考虑研究货币经济学。”
这本书令我深深着迷。它不仅让我对货币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也让我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原因产生了兴趣，这是我在学术作品中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正如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指出的那样，央行行长们过时的理论以及对经济的错误理解在那个灾难性的十年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展示出思想塑造事件的力量。正是本着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主旨思想，这本书从历史的角度解释美联储政策的演变及其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由于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没有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紧随其后的战后时代似乎是开始这一叙事的合适起点。正如我在本书最后部分所做的那样，学习美联储的历史教训也为我们预测未来做好了准备。
事实上，在许多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标志着现代央行的诞生。在那个时期，美联储不再受制于二三十年代的金本位制，也不再受制于“二战”期间通过维持低利率来为战时债务融资所承担的责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在美国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时期。凯恩斯于1946年去世，但他的追随者们在他关于大萧条时期著作的基础上，强调了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在抗击衰退和控制通胀方面的潜力。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现代化情境下，仍然是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中心范式。
20世纪60年代见证了美国战后历史上最惨痛的经济事件之一，也是经济决策的重大失误之一，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大通胀”（GreatInflation）。大通胀一直威胁着美国的经济甚至政治稳定，直到20世纪80年代，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领导的美联储以失业为代价才解决了这个难题。政策制定者从大通胀中学到的或者他们自认为学到的东西塑造了货币政策的演变过程，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