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评亚当·图兹：隐秘的情境主义？（上）(9)

迪伦·赖利（Dylan Riley）对《毁灭的代价》进行了尊重但广泛的批评，这是迄今为止与《毁灭的代价》最实质性的交流。赖利引用了阿多诺的冷静判断：“德国统治集团之所以走向战争，是因为他们被排除在帝国权力之外。但是他们被排除在外的原因是盲目和笨拙的地方主义，这使得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的政策没有竞争力，他们的战争是一场赌博。”从1942年开始，希特勒在他漫无边际的独白中，对美国有了更多的话要说，他在纳粹的声明中越来越多地指责美国是世界犹太人的头目，但从未超越无知的咆哮和业余爱好。他的世界观包括数量有限的“本我”——反共产主义、反犹太主义、种族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中传递的情绪或幻想可能会增加各种暂时的爱好和各种不一致的意见，其中包括关于美国的模糊且自相矛盾的观点。
在根据希特勒与美国的关系来制定《毁灭的代价》的时候，图兹并没有做出武断的结论。因为他叙述的出发点并不是研究纳粹经济——大萧条的预期背景。与其他工业社会相比，经济衰退对德国的影响更具毁灭性，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因果关系的解释。占据舞台中心的悲剧是德国精英们没有坚持20世纪20年代领导人施特雷泽曼（Stresemann）的智慧，他们认识到一战失败后的复苏之路不在于对在凡尔赛定居点的徒劳反抗，而在于发出德国愿意支付赔款的信号，从而打开了与美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大门，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力量，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未来的军事超级大国，目的是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将德国定位为华盛顿的关键盟友。其结果是“美国在欧洲的霸权崩溃”，使欧洲大陆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孤儿”，而德国则任凭希特勒的邪恶势力摆布。
令人高兴的是，随着第三帝国的失败，阿登纳（Adenauer，西德首位总理，在其任期进行经济重建并成为北约成员国）可以实现斯特雷泽曼的愿景，最终将德国议会民主政治庇护在安全的美国港口孤儿院。
三、威尔逊式的（Wilsonian）和平？
八年后出版的《洪水》实际上是《毁灭的代价》的前传。它的主题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是由美国领导的，一直延续到大萧条时期。故事的开端是1916年欧洲的军事僵局，以及1917年春威尔逊决定参战以支持协约国，使得这场斗争“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更有意义”，而不仅仅是一场大国冲突——一场由美国总统领导的“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为了维护国际法的统治，打倒了专制和军国主义”。随着德国的战败和奥匈帝国的解体，美国——在经济实力上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后来成为了和平的主导力量。然而，它的战后霸权并不仅仅是取代曾经的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British Peace）。这是国际关系的范式转变，是威尔逊构想的建立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尝试——一种新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