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评亚当·图兹：隐秘的情境主义？（上）(11)

那么，为什么这些具有前瞻性的政治家们的进步自由主义计划最终偏离了轨道？它的缺陷在于它所要求和体现的美国霸权的局限性。因为威尔逊及其继任者的共同之处不是拒绝开明地参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事务，而是拒绝承担领导一个国际大国联盟以维护自由贸易和集体安全的最终责任。相反，他们的基本动机是 “利用美国超然特权的地位，以及其他主要战争者对这种地位的依赖，构建一个世界事务的转型”，“更好地维护他们对美国命运的理想”——这是一个在国外的激进愿景，与国内的保守情结联系在一起。十年来，这种组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当大萧条的悲剧性考验来临时，这还不够。国际合作崩溃了，对曾经充满希望的20世纪20年代温和主义的反叛在30年代爆发了，希特勒和托洛茨基以不同的方式预见到了这一点。但是这种反应的极端性是他们试图推翻的新秩序的力量的证据。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发生的暴力事件惊人地升级，证明了叛乱分子认为自己要面对的是何种力量。迫近的潜在力量——美国资本主义民主的未来主导地位——才是驱使希特勒……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和他们的日本同行采取这种激进行动的共同因素。
然而，像白里安这样的政治家的愿景并没有白费。因为不懈地寻求一种新的方式来确保秩序与和平不是一种被欺骗的理想主义的表现，而是一种更高形式的现实主义的表现，这种现实主义认为只有国际联盟与合作才能确保地球上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一种新型自由主义的盘算，一种现实政治的进步。我们需要这一点。图兹毫不犹豫地敲响了当代的警钟，他问道：“为什么‘西方’不能更好地发挥它获胜的一手呢？管理和领导能力在哪里？鉴于新经济体的崛起，这些问题有着明显的力量。”
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版本
对于杜兰德提出的两个问题——图兹作品中暗含的方法是什么，以及是什么政治因素在起作用——一旦《洪水》和《毁灭的代价》被解读为同一个课题的分期作品，这两个问题就会有更清晰的答案。在每一个故事中，对于手头主题的情境和策略的方法（a situational and tactical approach）决定了进入故事的媒介，摒弃了对其起源的结构性解释：在《毁灭的代价》《大萧条》《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这两个问题中，首要的主题都是美国强权的动能，这是二十世纪的万能钥匙。正如所描述的那样，图兹的政治立场都是左翼自由主义的立场。然而，连字符周围的每个术语都有一系列的含义，而且这种化合物经常，也许是典型的，被证明是不稳定的，它的一个或其他元素具有更大的原子价。《代价》，作为一个纳粹经济的研究，提供了较窄的视野来考虑它们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