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评亚当·图兹：隐秘的情境主义？（上）(10)

根据共同的协定，新秩序有三个主要方面——以军事力量和经济霸权为后盾的道德权威。
然而，可悲的是，当威尔逊返回美国时，他未能获得参议院对美国加入联盟的批准，这是一场“令人心碎的惨败”，部分原因当然是由于他个人的僵化，以及当时身体的脆弱。但是，这场灾难的更深层根源在于这样一个悖论：美国作为全世界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先驱，尚未实现国内政治秩序的现代化。尽管像第一任罗斯福和威尔逊这样的领导人拥有进步主义的远见卓识，美国这个国家仍然被限制在其18世纪的宪法矩阵中。参议院陈旧的特权要求任何国际条约的批准都需要三分之二的赞成票，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要求，这就是这种滞后的一种体现，是对威尔逊希望的最直接的阻碍。联邦政府的财政欠发达地区是另一个例子，它实质上仍然依赖于关税和消费税收入。战争的资金主要来自货币宽松，银行信贷使物价翻了一番。这实际上是一种通货膨胀税，而不是所得税。1920年，美国财政部突然推翻了通货膨胀税，导致美国陷入通货紧缩和大规模失业，使一位共和党人重返白宫，成为本世纪选举中占多数席位最多的人。
图兹认为，威尔逊及其国内反对者的言论背后，以及美国未能应对当前挑战的罪魁祸首，是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ism）组织最近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民族主义，与全球领导人的国际主义要求相悖。然而，他在这种观点中发现了伯克式智慧的核心，即在内战的创伤之后，有必要保持美国历史的连续性。实际上，这也不意味着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任务上有任何决定性的退却。与传说相反，哈丁（Harding）政府主持了一次比凡尔赛更成功的示范：1921-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见证了威尔逊在1916年击败共和党的对手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在英国和日本取得了国际主义外交的胜利，完全放弃美国海军的崛起。此后，历任总统和他们的特使，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在《凡尔赛条约》的赔款条款留下的紧张局势之后努力稳定欧洲局势，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来缓解德国的财政困难，比如道威斯和杨计划（Dawes and Young Plans），最终甚至还有胡佛提出的暂停法国和英国对美国本身的战争债务。
这些安抚国际关系的努力也不是没有令人钦佩的欧洲同行，就此而言，也有亚洲同行。在英国，20世纪90年代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在法国，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在德国，古斯塔夫·斯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每个人都是一个诺贝尔主义者——都深信大西洋主义者，把美国看作是他们追求和平的不可或缺的伙伴；在日本，坚定的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和勇敢的大正（Taisho）改革者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