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托利｜革命的神话(3)

这就是今天西方的革命者使用和阐发革命“神话”的方式。
但是，从索雷尔的意义上理解的革命概念的神话作用，还说不上证实了革命的所谓创造性。我们有什么理由想当然地认为，在许多思想倾向中，这样的革命是“创造性的”呢?如果我们不再继续思考下去，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相反，它只是个完全违反直觉的臆测。革命行动是类似于战争的行动，它以枪口相威胁，进行杀戮、毁坏和侵略。说实在的，甚至可以认为革命比战争还坏。战争一旦结束就真正结束了。无论谁是幸存者，无论谁是赢家或输家，事情总会进入另一种更为可取的状态：和平状态。
而革命，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那些“不断扩张的”总体革命，却倾向于无休无止。在10年、20年、50年之后，还是有人被投入集中营，“以革命的名义”受到逮捕和审判，政治继续表现出打击敌人的战争中那种赤裸裸的野蛮性。创造性何在？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在黑格尔那里，战争被比作吹过沼泽的风，它用新鲜空气驱走了瘴气。对革命也可以用这个比喻。但这只有短暂的好处，风息而瘴气又生。对战争的创造性的有力辩护是，战争的努力刺激了技术发明及其迅速推广。然而，由于革命的胜利并不依靠技术 (暴动不是因为武器精良而获胜)，革命能否刺激技术进步就大可怀疑了。从这个角度看，战争的结果要好于革命。另一方面，革命者如果说战争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革命则只杀当杀之人，他们可能还有点道理。但即使如此，创造性何在?
答案最终只能是这样：毫无疑问，英国革命或更为重要的法国革命创造了今天的西方文明，俄国革命及其引发的一些共产主义革命则使一个新的世界诞生。这当然是无可怀疑的。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例子并没有证明革命行动本身的创造性。这些革命使战火平息，而且为最终能够拯救各种美德的潜力打通了道路，清除了障碍。就革命本身而言，它从事破坏的功劳只 在于它为重建提供了前提。如果在革命之前不存在重建的潜力，新的积极建设(即重建)也不会随革命而来。革命行动之后能够发生的事，在革命行动之前也必须存在。
法国革命带来的好处已反映在“引起”1789—1794年事件的要求之中，即是说，它们都是启蒙运动中成熟的种子带来的果实。在洛克和孟德斯鸠所设想的事情中，在他们的自由主义文化中，是没有乌托邦的，这些事情(而不是法国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在19世纪成为1789年革命的实现。转向俄国看看，这个论证同样成立。1917年的俄国社会无疑已经拥有并且表现出突出的国力。在两个世纪之交时，俄国的数学家居于世界数学界的前列。一般来说，军事力量可以证明技术水平。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专家的估计，到1917年俄国将达到与德国相等的军力。估计暂且不说，到1914年，俄国已是世界第四大工业国。俄国革命虽然在粉碎沙皇制度设置的障碍上具有建设性，但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俄国人若是没有因为斯大林而重新栽进一个封闭的制度，是否会取得比他们实际取得的更大的成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