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诞辰150周年｜记忆可能是现代人的最后一束稻草

1929年，瓦尔特·本雅明完成了长篇随笔《普鲁斯特的形象》，以向他心中的偶像致敬。在这篇极为重要的文章中，目光如炬的德国作家开宗明义地写道：“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十三卷《逝水华年》来自一种不可思议的综合，它把神秘主义者的凝精会神、散文大师的技艺、讽刺家的机敏、学者的博闻强记和偏执狂的自我意识在一部自传性作品中熔于一炉。”接着，他直陈这部巨著在文体、结构和句法上的卓绝之处，并关键性地指出：“这部作品的创作条件是极不健康的：非同一般的疾病，极度的富有，古怪的脾性。在任何一方面这都是不可效仿的生活，然而它却整个变成了典范。”是的，我们必须知道，患有哮喘症、花粉过敏症、失眠症（神经衰弱）的普鲁斯特只能长时间躺在床上，回忆成为了他的存在方式——观察和呈现世界的方式。

普鲁斯特可以说，没有疾病，就没有《追忆逝水年华》。一个略带残酷的现实是，同样是躺平，普鲁斯特却完成了文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
如同20世纪多部革命性的现代主义经典的命运——以毕加索《亚威农少女》（1907）、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1913）、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等为代表，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问世过程也颇为曲折。1913年秋，普鲁斯特数次找到好友加斯东·伽利玛，希望把《追忆逝水年华》交由他出版，但审稿人纪德很快就被两叠五百五十页厚的稿子和公爵夫人家没完没了的饭局弄得不胜其烦，明确表示拒绝出版。接着，普鲁斯特辗转多家出版社，最后只能选择自费出版。同年11月14日，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问世，反响热烈。纪德重读之后追悔莫及，主动写信给普鲁斯特道歉：“拒绝这本书将是伽利玛出版社所犯的最大错误，也是我这一生做过最后悔、最内疚的事。”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再也没有人质疑《追忆逝水年华》的巨大成就。本雅明将它称为“过去几十年里文学的最高成就”。1954年，法国作家莫洛亚在为该书巴黎版作序的评价几乎如出一辙：“对于1900年到1950年这一历史时期，没有比《追忆逝水年华》更值得纪念的长篇小说杰作了。”英国文学评论家西里尔·康诺利的评价更高：“《追忆逝水年华》像《恶之花》或《战争与和平》，是一百年间只出现一次的作品”。显然，这不仅是因为《追忆逝水年华》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篇幅巨大、规模宏伟（法文本15卷，中译本7卷，200多万字，以至于法国作家法郎士发出了著名感慨：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更重要的是，普鲁斯特这部不世出的小说发现了新的“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