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的痛感叙事——评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

从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从边缘到主流，社会身份的剥离与再造，本身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建构的特别现象。当民办教师成为与公办教师相区别、相竞争的“他者”关系时，便历史性地注定了民办教师命途多舛的宿命。在社会转型中，特别是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导致城乡差距增大，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文化上，农民的身份被整体性边缘化的大环境中。对于民办教师来说，从踏足于教师职业的那一天起，他们的身份便成为了这个社会主流文化的“他者”，成为主流中心话语的边缘人。这种无法改变的我们与他们、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关系，几乎是别无选择的决定了民办教师，始终只能以一种游离于中心的“边缘化”状态和心态生活在他所选择的生活里。因此，民办教师对主流身份的追寻，往大处说，它关乎人类生存的意义；落实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为什么奋斗”的追问，并由此而构建起人类的生存话语空间。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刘醒龙的小说《天行者》，讲述的是民办教师努力打拼、奋斗，努力地尝试着由边缘向中心挪移的故事。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段，散落在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山坳里的民办教师，实际上过着十分贫困艰辛的生活，他们需要不断实现物质和精神的突围，承载着伤痛、义气和理想，志同道合的上演着为构建独立文化身份而奋斗的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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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天行者》分别由“凤凰琴”、“雪笛”、“天行者”三部分组成，每一部分所描写的中心事件都是民办教师转正的纠结。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转正已经成为了贯穿小说《天行者》的一条基本叙事主线。
与漂泊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一样，民办教师寻找身份的过程同样困难重重、发人深思。小说《天行者》的世界，处处是某种沉重的玄音在流动，人物之路在宿命般的世界里滑动，仿佛有了上帝之眼，瞭望人们日常所看不到的地方，甚至由于人们身处在这样的“场”中，也会不知不觉被主宰。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张英才等几代民办教师身上，具有民办教师和农民的双重身份，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奋斗，需要付出其他角色更加沉重的代价。围绕着“转正”，他们内心的挣扎、人性的考验、生活的悲剧性被深刻地揭示出来，万站长因为不光彩的“转正”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蓝飞因为不正当的“转正”受到了包括母亲在内的众人的蔑视，余校长和孙四海、邓有米三个界岭小学的“元老”也只有到了“转正”时才会爆发真正的“勾心斗角”，而明爱芬则为“转正”而失去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