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溪山书会”｜翟宇荐读《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4)

如戈德斯通所说，18世纪初始，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地区开始出现保守趋势，统治者们纷纷加强正统宗教或者意识形态的权威，宗教经典再次确立了主导地位，之前那种包容多元化宗教和知识的社会氛围开始消失。（142页）而在欧洲，情况却大不一样。那种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开始出现，科学家、工匠、商人之间的那种紧密合作在英国的典型发展促发了科学技术的进步。（156、158页）戈德斯通在之前的行文中认为，欧洲在近代早期政府体制方面的变化并没有通常所认为的大，而同时段内亚洲的变化也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小。（125页）这种思路在其行文中处处暗示，欧洲的崛起和特殊的社会体制、政治制度均无关系。然而，在后面的叙述中，戈德斯通又指出，英国特殊的社会、政治、宗教和精神生活使得其在欧洲率先实现了创新和科学工艺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
（200页）然而，戈德斯通并不甘心承认欧洲却有其特殊的一面，一再指出，欧洲在16—17世纪的科学发展完全是以800—1400年伊斯兰科学的相关发展为基础的。（199页）不仅如此，为了消解由于承认欧洲具有特殊性而来的欧洲崛起具有必然性的结论，他还给予历史发展偶然性的一些表现以相当高的地位，但是其结论却很荒唐。培根是现代实验科学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戈德斯通也认为，正是由于培根哲学在英国的兴盛才导致了英国科技的大发展。他进而指出，如果培根不是由于法官生涯的过早结束，那么英国很可能不会出现实验科学与工业制造的结合。因而，英国现代经济的成长必须被视为一种偶然性的进程。（198页）戈德斯通此间的种种矛盾就在于不愿承认欧洲的崛起有其内部的特殊性因素，而在否定了殖民统治这一关键的外部因素的有效性之后，他仍不得不回到欧洲内部去寻找某种或者某几种特殊因素，但是这种回归再往前一步就是他终身著述所极力反对的欧洲中心论。
戈德斯通否认欧洲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崛起存在太多的关联，然而他不仅指出欧洲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政府力量（114页），更认为英国人能够拥有一个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国度与英国的崛起息息相关。（140页）这种矛盾最荒唐的表现在于，戈德斯通一再暗示欧洲的那些民众自由权利的扩展并不比亚洲那些看似专制的国家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连英国在18世纪一直是欧洲甚至全世界税收最高的国家这一点也被他用来证明欧洲并不比其他地方拥有更多自由。（132页）这其中的荒唐在于，英国的此种表现正说明其国家建构的有效性，这正是其现代的表现。欧洲其他国家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是落后于英国的，而那些亚洲国家赋税的低水平说明的正是其前现代国家的面貌，其赋税低水平不能说明其专制水平同样低度。总之，戈德斯通的这本大作在我看来更多地解决了“是欧洲”的问题，而在“为什么是欧洲”这个问题上却因其立场的限制显得矛盾多多且论述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