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名顶替”入刑，窃取别人人生终将付出代价(2)

“冒名顶替”入刑来说，要不要惩戒，或要不要强化惩戒，这首先是个自然理性问题。如何惩戒，如何精准入刑，以及“冒名顶替”入刑之后如何理顺与相关个罪的关系，这更多是个专业理性问题。
我说的是“首先”以及“更多”，因两者常常相互交织，不能说入不入刑就全交给自然理性，同样也不能在“如何入刑”问题上排斥民意的参与。
“冒名顶替”入刑的专业性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纵观舆论场上的几起“冒名顶替”事件，事发均在多年前。随着户籍制度的日趋严密，个人身份数字化的加速，现在还想要“冒名顶替”难度已极大。
既如此，“冒名顶替”入刑岂不是一枚“空对空”导弹？过往的“冒名顶替”案，因法不溯及既往，哪怕这次入刑也无法适用。新的“冒名顶替”案，大概率也难以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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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但在我看来，“冒名顶替”入刑仍有其必要性。法虽不溯及既往，但“冒名顶替”这一行为，一旦入刑就是典型的“持续犯”——它不是在顶替那一刻就完结终了，而是一种持续的、不间断的行为。
如果冒名顶替者在“冒名顶替”入刑之后，仍盗用、冒用他人身份，或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就业安置待遇等，那就是“现行犯”，当然可以适用修正后的刑法。
当然，现实中的千姿百态，也可能冒名顶替者在冒名取得入学、录用或安置后，又改回了本名，这是否还是“持续犯”？
其实，这些问题在司法过程中都不难解决，若实践中争议较大，也完全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来强化适法的统一。各种个案的假设，不影响“冒名顶替”入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