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冒名顶替”上大学是否构成犯罪？(2)

诈骗罪除了要求行为人在客观方面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之外，还要求其侵害的客体必须为公私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具体到陈春秀、苟晶等人高考被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行为人直接侵害的是陈春秀、苟晶等人的高等教育权以及大学毕业之后的就业权，这些权利虽与财产权（财物）密切相关，比如好的就业、好的工作会带来财产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但这毕竟是间接关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刑法上，只有直接侵害当事人财产利益的欺骗行为，才能纳入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因此，从侵害客体来看，“冒名顶替上大学”的行为无法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诈骗行为或盗窃行为。
另外，诈骗罪还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即排除权利人所有而永久性地将他人财物据为己有，这里的非法占有目的针对的对象也是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如前所述，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为了获取他人上大学的资格，谋取他人高等教育的机会。而这些是无法直接量化为财物的，虽然侵害的利益甚至比财产更重要，但在刑法上却无法将其评价为诈骗行为，也就无法将其认定为诈骗罪。
三、“冒名顶替上大学”是否构成盗窃罪？
如果说伪造证件、冒名顶替欺骗所上高校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外，那么“冒名顶替”一方窃取“被害人”一方准考证、身份证、户籍资料，进行调包、顶替上学等方面的行为，对“被害人”陈春秀、苟晶等人来说，完全是秘密进行的，是不知情的。加之从“被害人”并没有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来看，这似乎更符合盗窃罪“秘密窃取”的特征。故有人戏称这种行为是一种“鸡鸣狗盗”“鼠窃狗偷”的行为。
但如前所述，盗窃罪在刑法上要求侵害的客体必须是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但本案行为人获取的是他人上大学的资格，谋取的是他人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这些是无法直接量化为财物的，因此在刑法上却无法将其评价为盗窃行为，也就无法将其认定为盗窃罪。
四、“冒名顶替上大学”是否构成代替考试罪？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将“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行为以代替考试罪论处。而这里，国家规定的考试就包括高考。很多人认为，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的行为完全可以以这个罪名来追究。
但“冒名顶替上大学”在客观上的表现与雇佣“枪手”“代替考试”完全不同，一个是直接“顶替调包”上大学，没有经过考试（替考）环节；一个是雇佣“枪手”在考试中作弊。但从社会危害性来看，直接顶替上大学的行为，社会危害性似乎更大，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刑法立法没有修改的情况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是无法将其认定为代替考试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