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大咖｜到刘醒龙故乡湖北英山县，回望一部《凤凰琴》的三十年(7)

青年时期的刘醒龙。
钱江晚报：有人说90年代是中国最复杂的一个时代，作家们对90年代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是这样吗？也有人说，网络时代和前网络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样态，作家是否要紧紧跟上时代的脉博，还是着眼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触的时代，去深耕自己最感兴趣的，也是最熟悉领域的那一块地？
刘醒龙：我同意关于九十年代的这种判断，十年之间，社会发生非常剧烈的变化。文学也是如此，从先锋文学的退场，到现实主义精神的潮起，这些变化当然是因应时代的结果。但不管世界如何变化，文学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以人性人情人心的表现为表现。只要文学的表现对象还是人，经典文学的意义与法度就会继续有效。只有狗熊才会掰一个棒子，丢一个棒子，与其广种薄收，不如深耕细作，有许多道理不受新潮待见，但真理终归还是真理。
钱江晚报：中国历史大进程中，一些名词，一些事物消失了，比如民办教师，比如粮票等中国物质生活史上的重要见证，我们现在回看，《天行者》中描述的重要时代背景，民办教师已经消失了，那么是真的消失了吗？我们又发生了疑问，我们现在是在回味消失的事物吗？
刘醒龙：没有记忆就没有人生，记忆是人生的重要组成。所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种背叛，是对人生而言。一个人明明来自乡村，却对乡村咬牙切齿，甚至还有其他一些让人不堪的举动，好比硬生生地将人生的一大块切割掉。这样残缺掉的人生，如何能让整个人好起来？任何对过往的回望，本质上都是对只有一次的生命的负全责。
钱江晚报：转折年代，旧事物迅速退去，新事物大浪拍岸，作家怎么看待新的与旧的，会不会面对新事物无所适从而失去表达的欲望？
刘醒龙：在文学中，新与旧的关系，与一般情形不同。一部小说的诞生，从构思到写作，再见到发表或出版，需要较长的周期。在时空中，文学与别的媒介的可比性，只存在于作品存世的时间长短，而不会在谁更及时上作比较。任何新事物，只要没有构建新体系，没有形成新经验，在文学中只会以非同寻常的细节的面貌出现，不可能巅覆现存的文学态势。作家最不缺的就是表达的欲望，也不会对新事物无所适从，因为作家一旦失去表达的欲望，又对新的生活无所适从，就等于宣告一个人作为作家的生命的终结，重新回归非作家的普通人身份。这时候的作家，就等于百米赛跑，都过终点线了，还要继续向前跑一阵，那种百米线之外的跑动，是无效的，无意义的，不过是为了证明之前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