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大咖｜到刘醒龙故乡湖北英山县，回望一部《凤凰琴》的三十年(6)

钱江晚报：在《凤凰琴》之前和之后，你对文学改变社会的功能是怎样的看法？你曾想到《凤凰琴》可以改变那么多现实中的乡村教的命运吗？这是否超出了文学的预期？《凤凰琴》30年后，文学的功能是否依然可以这么强大？
刘醒龙：文学对社会生活的改变，并非是文学必备的功能。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主要通过对人心的改善。看上去《凤凰琴》直接改变了乡村教师的命运，实际上首先是它对主导乡村教育事业的那些人的心灵的影响。从这一点上看，文学的社会功能依然存在，之所以见不到，是由于心太急，将文学作品当成政策法规，文学真的被当成了政府的红头件，对文学来说并非好事。文学只能是文学，甚至只能是百分之百的文学，这样的文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经典。当然，也不能排斥经典文学超出文学范围，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的效果然只能是文学的意外之喜，可遇而不可求。
钱江晚报：您对现在的乡村支教者怎么看？可能他们在出发前的理想是一回事，到了山区、边地，看到当地的教育现状后，有些支教者发现“现实很骨感”，对自己当初的理想产生了怀疑，有一个相同点，新时代的支教者，他们跟您笔下的张英才、蓝飞、夏雪等青年乡村教师一样，他们来了，又走了，时间长短不一，您对这个群体有所了解吗？
刘醒龙：因为骨感的现实，才体现出理想的光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去长江三峡采风，遇上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年轻教师，他进师范学校的第一天读的是《凤凰琴》，离开校园的前夜依然读的是《凤凰琴》。后来我专程去那所小学校找他，学校的老师指着身后更高的大山说，他去山上的另一所学校了。当时心里非常难过，觉得是自己害了人家，如此阳光的一位大男孩，今后会有怎样的生活等着他呢？还是小说中的那些人说的那些话，我敬重一切有心向着乡村的人，也理解一切离开乡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