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妨害：破解知识产权侵权举证难的利器

「本文来源：中国贸易报」
一、证明妨害的概念
“举证难”一直是知识产权维权中的突出问题。2019年11月，“两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确立了“严、大、快、同”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导向，其中“严保护”要求破解长期困扰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举证难”问题。
证明妨害制度是解决“举证难”的重要举措。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存在提供虚假证据，或者没有正当理由拒绝提交证据等行为的，法院可以直接推定另一方当事人就该证据所涉及事项的主张成立。我国修订后的《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均引入了证明妨害制度；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知产证据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依法要求当事人提交有关证据，其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提交虚假证据、毁灭证据或者实施其他致使证据不能使用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对方当事人就该证据所涉证明事项的主张成立。”证明妨害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有效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弘扬诚实信用精神，净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二、关于证明妨害的不同规定
《知产证据规定》是司法机关对证明妨害制度的专门性规定，与《商标法》等的规定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以后的适用上需要综合考虑。
《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著作权法》《专利法》也作了类似规定。可以看到，《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并没有直接规定，只要对方存在证明妨害，就可以认定权利人的主张成立，最终仍需要由法院根据权利人自己提交的证据来认定赔偿金额。因此，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不愿将证明妨害作为认定侵权损害赔偿的依据，而是在根据权利人提供的证据证明侵权行为存在后，再将对方的证明妨害行为作为确定具体赔偿额的酌定因素。在具体赔偿方面，《商标法》已经规定了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许可使用费合理倍数以及法定赔偿等四种计算方式，且有着严格的顺位限制。《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仅仅是在计算赔偿数额时增加了“证明妨害”这一因素，这和《商标法》规定的法定赔偿认定考虑的因素是重复的，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侵权损害赔偿的认定问题，还可能导致损害赔偿计算顺位的混乱。
在司法解释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规定了证明妨害制度，与《知产证据规定》不同的是，《证据规定》中确立的证明妨害制度，推定的不是当事人就证据所涉证明事项的主张成立，而是推定证据的内容成立。例如，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权利人主张被告侵权获利100万元，并申请法院责令被告提交侵权账簿，被告拒不提交。此时如依据《知产证据规定》，则可推定权利人关于100万元的侵权获利主张成立，而如依据《证据规定》，只能推定侵权账簿记载的获利数额为真实。由于和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由侵权人掌握，如果侵权人拒不提交账簿，即使拟制账簿的内容为真实，还是无从知晓侵权获利的数额到底有多少，根本无法实现证明妨害制度的功能和价值，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知产证据规定》更加科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