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的逻辑与空间

媒体融合自提出以来，已走过近9年的历程。这期间，有两个重要“意见”出台，有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国际传播的专项部署。最终，“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写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写进党的二十大报告。透过这一历程，我们看到了媒体融合的四重逻辑和融合共生的三度空间。
媒体融合的四重逻辑
首先是政治逻辑。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20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这两个《意见》出台时，整体网络舆论环境也有着极大的不同。从两个《意见》出台的时机和网络舆论环境可以看到，媒体融合、媒体深度融合直接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开放总目标，关乎到能否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媒体融合不仅是媒体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危机课题，也是“防范社会风险，稳定社会秩序，重建社会规范，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课题。

其次是技术逻辑。技术是媒体融合的逻辑起点，各种表述如“将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都显示出技术与媒体融合的互动作用。纵观媒体融合发展以来技术的加持与推动，大致显现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依托技术建设媒体基础设施，拓展渠道，包括全媒体传播渠道中的自有网站、客户端、开放平台和依附第三方平台的账号和空间；第二层级是着眼于内容融合生产与报道创作的技术运用，呈现出多样态的融媒产品，实现话语形态、叙事语态的新媒体表达；第三层级是着眼于未来的技术引领，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在媒体融合中的实践。
再次是理论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媒体融合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如何理解“四全”媒体是我们认识媒体融合的理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