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时，我们在一起｜界面文化编辑部2018私人书单(9)

但事实上，这种高度统一的美学语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政治大旗一挥，全国的艺术工作者就都被“格式化”了，它是通过一系列的改造、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破旧立新的过程才最终确立起来，在这中间大大小小的运动和讨论，有争议有反复，还有一些偏离和溢出。“为什么要这样画”不是一个可以被一笔带过的问题，它不仅与“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与一个新生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相关，还影响着后来的“为什么不要这样画了”，也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诞生。
在此前的阅读中，我零星地接触到了一些相关的论述，例如汪民安在《中国前卫艺术的兴起》一书中就曾谈到自然与革命（或者说是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关系，然而在《社会主义与“自然”》这本书中，朱羽用四百多页的篇幅详尽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的视域也不仅局限于社会主义美术（这部分涉及到了山水画、新壁画等），也包括文学、喜剧（喜剧电影、新相声）、民歌等不同的艺术门类，还涉及到了一些更理论、更形而上学层面的讨论和阐释。
所谓“自然”，既指自然界、劳动的对象；又指某种自发的“人性”，以及某种既有的习俗、制度、文化，它们是在“革命”发生之前的生产生活进程中形成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因此也被看作是一种“自然”（所谓的“第二自然”）。朱羽指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毛泽东，都强调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人自身。改造自然界比较容易理解，但改造人性听起来就有些强人所难，书中通过王蒙的一段话说明了它的内在逻辑：对“第二自然”的改造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那就是许多看似“天然”的情感、道德和审美，其实都并没有那么“自然”，都源于某种特定的权力关系，因此“自然”是靠不住的，它不能构成任何合理性论证的基础。
这种激进的“去自然化”指向是革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无论是对自然界的改造还是对人的改造，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都闹出了很多笑话，制造了很多悲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宝贵的思路，在今天我们面对许多看似“自然”的现象时，这一批判路径依然有效。例如在肖索未的《欲望与尊严》一书中就谈到，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时代的性别中立被建构为“非自然”的，性别以及两性传统的社会分工、社会角色以“自然”的权威重临中国，这与《“社会主义”与自然》中的论述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从这一角度看，也许从社会主义到后社会主义的历史，就是一段“去自然化”到“再自然化”的历史。（推荐人：张之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