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觉的历史｜在同一艘诺亚方舟上(6)

《我的20世纪：历史的危难关头和美好时光》中文版的布卢门撒尔自传《我的20世纪：历史的危难关头和美好时光》，并不支持这样的巧合。在书中，作者有些莫名地提到：他们一家来中国是乘坐日本轮船。然而，这个细节与史实不太对得上号。从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间，跑意大利到中国海路航线的，日本轮船少之又少。布卢门撒尔自传里的另一个细节，则让“日本轮船说”产生更多疑点：他们一家于1939年5月10日抵达上海。犹太难民来华的高峰期，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会对每一艘载有难民的邮轮进行报道。1939年5月，抵沪的班次有意籍邮轮红伯爵号、维多利亚号、朱利奥·切萨雷号、德籍邮轮沙恩霍斯特号。5月10日，没有载有难民的邮轮抵沪。最接近于这一天抵达的邮轮，恰恰是5月8日进港的红伯爵号。中文的《申报》和英文的《以色列信使报》，都有这艘邮轮的消息。
摘录《以色列信使报》的报道：
5月8日，又有440名犹太难民从德国（原文如此，应为意大利）乘“罗索号”邮轮抵达，新来者中有50名儿童。最初纳粹分子驱逐犹太人出境时还允许他们携带衣服和行李，但最近来到的难民仅仅带着手提包，他们说纳粹分子不允许他们携带其他任何财物。
440名犹太难民中，肯定有弗兰克尔。迈克尔·布卢门撒尔是不是50名儿童之一呢？或许是，或许不是。时间刻度的比对，更倾向于前者。如果是前者，那么在走出公和祥码头时，迈克尔·布卢门撒尔没准会瞟到身边匆匆走过的一位中年男子，身材高大微胖，前额宽大，有些谢顶，不断用手帕擦着两颊的汗，他的手提包里藏着《非功能性音乐》的手稿。
过去的一个月，他们曾经同船而渡。往后，还有更多巧合在他们之间发生。
三、法租界：音乐人和霍屯督人
一个月的航程中，还有一件小事不容忽略。邮轮途经那不勒斯，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的父母曾赶着下船，去银行取款。金额大约100英镑，是少年的叔叔和姑姑汇来的，他们很早就定居南美。这100英镑的接济，使得布卢门撒尔一家跻身“有经济实力的难民”之列。在布卢门撒尔自传里，他的比喻令人拍案叫绝：这笔钱是一道墙，把我们和彻底的灾难隔开。
这道墙也把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在上海的八年经历隔成了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四年。
第一个四年在法租界。因为“有经济实力”，布卢门撒尔一家可以不必登上开往虹口的卡车。他们在一家满是跳蚤的旅店过渡几天后，找到了在上海的第一个落脚点。那是格罗希路（今延庆路）51号的一栋小楼，有个富丽堂皇的名字，艾琳别墅。布卢门撒尔一家租住了小楼里的一间单人房，房东是一家破落的白俄。男主人叫基奇金，自称是沙皇旧军队里的“上校”，曾同红军交过手。但据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父亲推测，“上校”的军衔顶多是中士。“上校”太太是按摩师，一家的经济支柱。夫妇俩有两个女儿，很有可能是做皮肉生意的。这家还有一位哥萨克风格的厨师格里沙，烧得一手美味罗宋汤，晚上喜欢搂着洗衣女工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