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砚台的记念》：遇到关爱和是我一生的幸运(7)

最感念的是关师兄对我这个师弟的决然放行。我得老实招认，看着关师兄负重累累，给我深刻的教训，我因此一直谢绝老师的和学校的好意安排。而那时河大很缺现代文学原始文献，也让我非常苦恼，于是在1994年5月接受了清华人文学院的邀约，准备河大博士点申请过了就赴清华工作。可是，稍后河大申报博士单位的时候，省里却只保省会的一所大学，让河大不要报。在这种情况下我心不自安，难以一走了之，只得放弃调离之念，电告清华人文学院的徐葆耕先生：“此间事未了，请另找贤能。歉甚。”北京的师友知道了不免着急，有一天我甚至收到了老前辈樊骏先生促行的长信，恰巧关师兄在旁，也看了樊先生的信，于是陪我到医院边的小摊上喝酒聊天。见我默然无语，关师兄说：“为了学科点，坚持几年吧。”后来河大的博士点在1997年末通过了，清华文学院又约我去工作，河大领导让我再等两年。
如此等到1999年暑期，徐葆耕先生决意来开封与河大商量我的调动事宜，但此时河大的主要领导表示不便与徐先生见面。这让我很为难，不知怎么回答徐先生，只能求助于正在郑州度假的关师兄。他立刻回开封接待了徐葆耕先生一行。随后学校终于同意放行，让我在2000年初顺利办理了调离手续。新世纪初的一天，我在清华园接待了前来开会的关师兄。他对我说：“真希望也能像你一样，只当个老师和学者，安心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我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可此时的他已是河大校长，委实身不由己，所以我只能开玩笑说：“谁让我是觉慧，可以任性呀，还有大哥照顾，你是老大觉新，谁能放你呀，你总不能自己放自己吧！”
毫无疑问，学术才是关师兄的真心所爱。尽管多年来他一直庶务缠身，但此心从未动摇。记得2001年关师兄接任河大校长，我不免担心他从此疏远了学术，便建议严家炎师邀请他加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编写组，担任晚清民初文学史的主撰。严先生本来就很欣赏爱和兄的治学，欣然发出了邀请，关师兄高兴地接受了，说是借此可以不脱离学术。于是我们师兄弟又一起商略学术、斟酌文辞达八年之久，其间聚会讨论或互阅文稿，诚所谓疑义相与析、得意互欣赏，愉快与焦虑兼有，一如当年读研究生的时候。事实上，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关师兄长期担任着校长书记的职务，却从未放弃个人的学术研究，其治学且更为沉稳从容，每一两年总有重要的学术专论发表。举其要者，如《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刊于《文学评论》）、《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与创作主题》（刊于《中国社会科学》）、《二十世纪初文学变革中的新旧之争——以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的冲突与交锋为例》（刊于《文学评论》）、《义法说:桐城派古文艺术论的起点和基石》（刊于《文艺研究》）、《别创诗界的黄遵宪》（刊于《文学遗产》）、《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刊于《中国社会科学》）、《同光体诗人的诗学观与创作实践》（刊于《文艺研究》）、《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的诗文与嘉道文学精神》（刊于《文学评论》）、《眼底人才倏新旧,苍茫古意浩难收——晚清古文大师吴汝纶的文化文学选择》（刊于《文学评论》）、《甲午之诗与诗中甲午》（刊于《文学遗产》）、《中国文学的“世纪之变”——以严复、梁启超、王国维为中心》（刊于《文学评论》）、《梁启超“新民说”格局中的史学与文学革命》（刊于《文学评论》）以及《晚清与“五四”:从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话》（刊于《中国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