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砚台的记念》：遇到关爱和是我一生的幸运(5)

1986 年7 月26 日关爱和给解志熙的留言
所谓“合作的文章”，指的是关师兄、袁师兄和我三人6月间讨论合写的一篇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论文。那是因为1986年秋季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要在北京召开中国近现代文学分期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也接受了我们三个的选题，那对我们这样的外省青年学子的确是难得的“好机会”，而文章只缺我负责的最后一部分了，所以关师兄再三叮嘱，希望我“务必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所谓“胜利”云云指的是《文学评论》的用稿和北上读博之事。那时的我是很可能被这些“胜利”消息弄得沾沾自喜的，幸好关师兄及时发出告诫，让我清醒下来。我一直保存着这个有他附函的信，今日翻出来重看，仍感念师兄的苦心。
这样的好师兄、好大哥，也只有中国的人文传统才会有吧，这是中国人的福分。并且，像关师兄这样的好大哥，对所有师弟师妹都是尽心照拂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河大近现代文学学科点走出了多少学弟学妹啊，关师兄则是迄今唯一长年留守看家的辛苦大哥！
然而，“为大不易”。比如，当大哥的就得宽容无赖的小弟，甚至像《狂人日记》里的大哥那样还得百般宽待发狂的弟弟。所以我去年在河大讲《狂人日记》里“蒙冤的大哥”时，就举了我自己如何无赖地为难关师兄的事例，说明大哥是多么难为。这里再摘引一段吧——
我没想到那个关于近现代文学史分期的合作文章，还带来一个更严重的后遗症。到了1987年的冬天，我的大师兄关爱和，那时候他已经出任河大中文系的副主任了，他叫我赶快从北京回河大来，有紧急事情。我回来才发现面临一个严峻的任务——为一本文学史写绪论。那时河大邀请全国的学者编了一本《中国近代文学史》，任访秋先生担任主编，1988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由中华书局重版了，现在又由河大出版社修订重版，你们应该都看过吧？那书的前面有一个很长的绪论。那就是关爱和、袁凯声和我三个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自作主张写出来的。当决定要联袂写作之初，我不想参与，再三抵抗。可架不住两位师兄的“大义”劝说，只得从命。三人在河大商量出一个大纲，然后从开封来到郑州关爱和老师的家里，准备分头写文章、再做统改。我当时想伺机撒腿回北京，可是没有跑脱——关爱和老师说不行，你得把它写完才能走，我就故意刁难他，说那我就得吃黄鳝才写。
1987年的寒冬腊月天郑州市场上黄鳝很少，关爱和老师骑着一个破自行车，在全郑州跑了大半天，终于买到几条黄鳝，回来气愤愤地说：“给你个吃货，做了给你吃，吃完就写文章！”我吃了黄鳝就没办法了，只得硬着头皮写。……勉强地写了几页纸，就撇下不管啦。你们看，当师弟、当弟弟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在师兄和哥哥面前耍赖。我撒腿就走，把任务丢给了两位师兄，随你们怎么办吧！他们就辛苦地把这个文章完成，成为那个《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绪论。据出版后的反馈说，这个书受到好评，而最受好评的就是这个绪论。这侥幸得让我暗自惭愧，很不好意思啊，后来一直不敢提这个文章。（《关于鲁迅、〈狂人日记〉与新文化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