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等专家谈大连女童被害案：降低刑责年龄未必能一药见效(4)

对于这样的数据，我们一方面当然要肯定其积极意义：可能未成年人犯罪状况的确有了些许改观；但另一方面，任何社科实证分析类数据，我们都要警惕其发生肌理及现实环境，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数字是如何下跌的？
简单讲：公安司法机关人为“轻缓化”的司法政策导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自2006年、2012年两次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以来，检察机关特别强调“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导向，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不捕不诉率大幅度提高，这在客观上降低了法院最终的统计数据。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强调诸如“中国青少年犯罪数量持续下降”的同时，不能抛开“少年刑事司法”的实践状况，需要考虑到数字的下降有人为干预、政策导向的因素。
荔枝新闻：为防止这种极端个案再次发生，当务之急应该做些什么？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郭烁：我实在困惑于何谓“极端个案”？我们的《刑法》一共规定了469个罪名，其实还在不断增加。所有人都知道，常用罪名只有危险驾驶罪、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故意伤害罪等目测不超过30种甚至更少。排名最后100个的“不常用罪名”——可能是属于全国3000多个法院一年到头加起来也判不了几十个、几个的罪名。如果说“极端个案”，是不是先把这些罪名统统取消了为好？
我认为，一方面，类似事件并不极端；另一方面，即便“极端”，中国刑法回应“极端”的例子比比皆是。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实行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双轨制，是很多国家的做法。冒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可能会带来一些无法预测的后果，但对于此类未成年人仍应予以处治，可以考虑放在保安处分中来处理，比如，设立专门的训诫机构，来对这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未成年人进行矫治。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新：不否认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一个思路，这是公众一种朴素情感的体现，但是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我们应该在大背景下思考：青少年犯罪为什么会这么突出？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在西方有家庭解体论、精神空虚论等各种理论，在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主要是四个方面：社会原因、学校原因、家庭原因和个体原因。所有人都认为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多重性质的，个体原因仅仅是占了一个部分。那么如果我们实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虽然把低龄犯罪纳入打击范围，但只是从个体原因当中来找原因，社会原因、家庭原因和学校原因也可能导致犯罪行为发生，所以我们对青少年犯罪的探讨应该是多方面的，深入挖掘综合的原因，并从综合的原因中找出一种综合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