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许倬云：《西周史增订版》(9)

根据周人自己的记载，他们的先人曾经进出于农耕与游牧之间。他们本来是农耕文明，陷入戎狄，然后又回复到农耕。这一往复过程，既可以是人群从甲地到乙地的移动，无妨称之为大迁移（Exodus）。也可以解释为，气候变化使得同一地区的文明共同体，不能不因应气候变化，有所调节，才呈现了周人自己的记忆中，从农耕陷入游牧，又回复于农耕的往复过程。从朱开沟南北来看，从鄂尔多斯到陕北，也确实反映如此相当普遍的气候变化。也在这个意义上，周人的集体记忆和考古遗址呈现的现象，乃是彼此印证的。
另一方面，旧大陆的人类历史上，在距今四千年前，欧亚大陆交界处，出现了一波又一波骑马战斗民族的移动。他们从高加索、阿尔泰高纬度的地方，向南移动。有的直往南冲，冲入印度，一波一波进入印度。也有一些，向西进展，一波一波进入欧洲。进入欧洲的途径，可以直接往西，也可以在巴尔干一带折而向南，转入地中海。后者的转折方向，似乎比直接往西的大方向上，呈现其特色：经历多次移动，时间略晚，构成在海湾谷底的城邦。这一变化最主要的后果是，地中海海东一带，出现了希腊文明以前的族群移动，而希腊文明随之开始呈现于世界历史上。终于因为这一群海上战斗民族移动的特色，他们建构了欧洲文明的底盘。
上述两拨从欧亚交界处移动的族群移动：地中海海东一条路，以及波斯湾口另一条路：这两条途径的中间就是今天的中东地区，那里是世界古代文明中最重要的一环。两河文明由此发展起来。从这一现象看来，欧亚交界处，从北往南，屡次不断战斗民族的移动，对中东世界，以及后来的西方世界，都留下了重要的历史轨迹。
以此作为比较，我以为，西周的出现，也是在同样的条件下，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大的转折。殷商的时代那个巨大的文明体，是在中原农耕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而成为一连串的农村，没有后世欧洲和两河地区城邦现象，而是一串串稍有防卫土壁的农耕群落。这种的结构，农村群内的主、从关系，也就是殷商集团，甚至传统历史，更早时期「夏代「的基础，也就是从新石器时代转变到青铜时代的早期文明，它从来没有过城邦文明那样的巨大的内部经济差异。
上面说到，东亚地区、欧亚交界地区，以及两河地区与左右两条移动带，这三个地区发生的变化，基本上都是距今四千年前。它与其后的族群移动，有重大的相关性。总结一句话，距今四千年前的气候变化，在各地的冲击，造成了不同的后果。然而其冲击的出现，却在各地都影响新的文明发展阶段。由此看来，世界历史无论在何处，都有「铜山西崩、洛钟东应」效应。人类活动的世界性，竟可能早在此时，其讯息已有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