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王澍：像写诗一样造房子(3)

玉澍造的房子。宁波博物馆
《新周刊》：你在很多场合提到童寯先生，他是奉天人，园林研究专家，你又为什么对江南感到亲近？
王澍：我对童寯先生的喜欢是另一种心态，我称之为文人心态。我们在古典诗歌里经常可以看到文人的这样一种心态。他已经在城外了，回头望着高高的都城的宫阙。他要去的不是城市，而是另一个地方。今天南方这一带之所以变成中国美好生活的样本，恰恰是因为它坚持了看上去最没有权势、最朴素、最生活、最弱小的东西。园林是非常弱小的，它已经退无可退，都退到一个小园子里了。而恰恰是这个最弱小的东西，变成了最持久的东西，所有曾经雄壮、宏大而辉煌的东西都已经凋敝了。
《新周刊》：文人迁居江南，很多是因为政治上的失意。这种生活里是否还有对政治中心的渴望？
王澍：当然这里面一定有这样的内容，但是我觉得江南的特殊性就在于，它逐渐发展到确实有一批人从一开始就是不想干什么大事的。当这种生活开始有了独立的位置，江南这一带的散淡、平淡和雅致，就开始有了自信，有了价值，有了真正强大的、很难被摧毁的生命力。
《新周刊》：过去你的工作室有四张古画——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北宋郭熙《早春图》、范宽《溪山行旅图》，南宋李唐《万壑松风图》，现在还挂着吗？
王澍：那倒不成，打印的画很快就褪色了。现在挂的是一排乡村风景，我在浙江乡村里拍的，像极了郭熙的一张画。但郭熙只是画了一个村口，我从村口一直拍到了村尾。让人有点感慨的是，我拍了四个村子才拼全了这么一张画。原来可能一个村子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都已经残碎了。

明代董其昌作《婉娈草堂图》。艺术史学者石守谦在《从风格到画意》中写道：“1586年，松江才子陈继瑞裂其儒冠，隐居于小昆山，标志着一个新的‘山人’时代的来临；1597年，陈在小昆山读书台构筑婉娈草堂，董其昌访之，并作《婉娈草堂图》立轴，标示一个全新风格的诞生，开启绘画史上的‘董其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