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双重压抑与抵抗：重新发现詹姆斯·鲍德温(4)

王家湘认为，任何“政治正确”都不能脱离历史与时代。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的“政治正确”，诸如美国取缔种族隔离学校、中国对少数民族的高考加分政策、在语言层面去除歧视性因素，都是为了合理才提出的。但同时，她也指出，政治正确在现在的美国已经“有些过头”。这一方面造成了像“某部剧作中必须要有黑人”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导致特朗普借美国中产阶级对“政治正确”的厌恶成功上台。
就“政治正确”问题，一位观众提到，在音乐圈、影视圈内，“政治正确”现象尤为突出，大家对此的认识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认为这只是一味迎合美国黑人的行为，有的人认为这影响了他们对于作品的欣赏，有的人认为这恰恰体现了美国所向往的、自由平等的精神。
索马里认为，美国黑人运动在历史上的确遇到了一些问题，但不能简单粗暴地去观察。她援引1968年《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对鲍德温进行的采访《詹姆斯·鲍德温：如何冷却它》（James Baldwin: How to Cool It）。采访中提到，当时黑人运动群体内部已经被分为“snipers”（狙击手，被认为是真正的革命者）、“bomber”（向白人建筑扔炸弹者，被认为摧毁了美国的政治象征和权力体系）、“looters”（抢砸橱窗者，被认为是受到消费主义荼毒的小偷）三种。而鲍德温认为，不能用这样粗暴的方式去对一个根本不了解的群体分类。索马里提到，密歇根大学曾因设置黑人入学比率的行为而被白人起诉，但是最后大学胜诉并继续按照配额制招收有色人种学生。她指出，实际上这并不是密歇根大学讲求“政治正确”的结果，而是在美国宪法体制内部经过充分辩论、也是一个充分斗争的结果。
吴琦指出，政治正确常常是此前的社会运动或者正在酝酿的社会运动，在话语层面的遗留或者表征。换言之，“政治正确”本身更像是错误的标记物，提醒人们，还有哪些应该被改变的未被改变，本质上它的存在意味着问题本身没有彻底被解决。
“政治正确实在是一个太虚无缥缈的东西。”吴琦说，“人们之所以需要政治正确，恰恰是因为人们不愿意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那些矛盾，而又想争得利益，同时维护自己的冠冕堂皇。”他继续强调，“我们应该意识到政治正确的这种临时性，并在它的基础上开启更深刻更本质的反思和行动。而这也就意味着需要鲍德温那种力度的追问，不仅追问他人，也追问自己，追问事情到底是哪里不对。否则，很可能一切就都只停留在动动嘴皮子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