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乐队的夏天》中的争议，我这么看(2)

先说说我对两首作品的整体感受。从我的角度，我对面孔和痛仰的两首歌都缺少足够的认同感。面孔的改编，问题在于“缺少惊喜”，也就是从我知道他们改编《流年》开始，我脑海里就自动脑补出了面孔的版本，整体大差不差。
而痛仰版的《我愿意》，有些惊喜和意外的地方，但也没有非常惊喜和意外。高虎的这个慵懒、“平铺直叙”的状态，给人的感觉似乎他不太在意结果，就是来玩一下、“做自己”的。用丁太升的话来说，“要懂得怎么比赛”。
我想痛仰并非不懂得怎么比赛。但呈现出的状态是，他们不“屑”这么干，或者懒得这么干。用一些观众的话说，痛仰似乎想达到的效果是“随随便便就把比赛赢了”，“赢不了也无所谓，那就不玩呗”。
这种状态并不让人陌生。几年前的《中国之星》上，痛仰受崔健之邀参与表演，一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被讥为“复读机”，也被制作方毫不客气地全部剪掉了。
也许有人会说，你的欣赏水平达不到能欣赏痛仰版《我愿意》的高度，就像张亚东说的那样。但对我一个看了十几年音乐综艺的人来说，我想这首作品还没有难到，或者“高级”到我和大多数普通乐迷欣赏不了的程度。无论是尾句半音的处理，还是和弦的某些“精心设计”，还是声音效果。就像邓柯说的，这两首作品的打分情况，专业乐迷和普通乐迷的比值是基本相似的。

二、范式
在我看来，观众对这两首作品评价不一的根本原因在于“欣赏范式”的不同。“范式”是从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挪用过来的。在库恩看来，从古希腊的原始的认识论，到近代、现代的科学发展，体现的是一个不断的“范式革命”的过程。比如从托勒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地心说”，从牛顿的“绝对时空”体系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科学体系的进化不仅体现在解释问题的范围和精确性的提升，更体现在对于理论体系的底层约定和基本框架的不断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