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打败法国后，托利党掌权，1%的英国家庭拥有80%的土地(2)

保守的托利主义
1816年，利物浦勋爵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财政问题。为了支付有史以来耗费最大的战争，政府将税收增加了5倍，公债上涨到8.61亿英镑，还发行不值钱的、不能兑换黄金的1英镑面值的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政府虽然努力降低支出以缩减税收，但是它仍旧认为必需征收5%的所得税。战时的所得税税率是10%。对辉格党人、激进派人士和托利党中的乡村绅士来说，税收还是缩减得不够；他们因此否决了所得税。为了平衡预算，政府连续发行了三年公债，随后又增加了很多商品的税收，如茶、咖啡、胡椒、麦芽酒、可可、羊毛和酒精——这些都是递减税，它们与许多更古老的税一一比如对煤、面包和房屋的征税，一起重重地落在了穷人的肩上。在辉格党人和激进派人士看来，加税是一种罪恶，它妨碍经济，压榨穷人。紧缩开支、削减靡费是他们的口号。

比预算不平衡更严重的问题是经济萧条。每年大约4000万英镑的战时开支的终止与农业歉收和大批退役的海陆军士兵搅在一起，导致经济濒临崩溃。价格、租金、利润、工资以及就业人数都暴跌，使民众普遍陷入困苦。1816年的大雨使马铃薯腐烂，谷物受损，对于许多工人来说，这种苦难是难以承受的。利物浦勋爵的政府用1815年通过的《谷物法》来应付地主的要求，禁止一切外国谷物进口，除非英国谷物价格达到每1/4英担80先令。政府没有为工人做任何事情；西德默斯勋爵说，用经济法规干预经济是有害的。面对这样冷漠的政府和令人绝望的生活状况，工人们群起抗议。在东盎格利亚，农民砸毁机器、焚烧粮仓；在英国中部地区，工人们破坏牧场；在伦敦，激进分子提出了普选权的要求。各地纷纷成立汉普登俱乐部，它们的名字是用来纪念约翰汉普登的，他拒绝向查理一世缴纳船税，俱乐部里的工人都在读威廉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每期都越来越多地暴露寡头政府的腐败。
在兰开夏郡，数以百计的失业工人每人背着一条毯子，前往伦敦，向国王控诉议会仅代表压迫他们的人。在距离伦敦还有一日路程的时候，士兵们驱散了这些“背毯者”。这时的气氛因阶级仇恨而格外紧张；有人认为革命即将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