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产流失争议和共同富裕背后：从《资本论》到《国有资本论》(13)

相比之下，美国的政治资本更多地表达在对国际治理的参与，对国际联盟体系的引领，对国家关系及国家间阵营的打造，从退群到不断的建私群、建小群、建多层次的群，这是美国极力发挥它的政治资本，包括构筑全球性的金融、防务、科技、规则等四个维度的联盟体系。
但是美国优先，以及美国必须通过贸易体系，制造逆差来发钞，再通过搞乱他国，将超发的超回收到自身体内来，推动其资本市场虚假繁荣，本质上决定了美国必须剥削与它紧密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所以美国的联盟体系注定，它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利益同盟，它阶段性制造外部威胁，不能长远行进且持续优化。美国的政治资本随着它的道义破产，随着美式路径不被信仰，随着他的国家所能动员的各种手段和资源，大牌出尽，它的政治资本已然不能够获得和中国竞争的胜利。
(二) 治理资本
治理资本包含规则、法律、安全、防务、市场经济、金融、产业、科技、贸易、社会、民生、文化、城市、农村等多个方面。中国的治理资本还包含中国在五年规划上，所形成的政治、经济、产业、科技、社会多个周期的共振，以五年为周期的不断共振。当然中国的治理资本还包含近些年通过空间规划，跨区域规划，促进要素的流动配置，促进新动能培育和新旧动能转换上的促进，打造出独有的治理资本。
在治理资本中，中国目前形成了多层次国家治理体系，有广义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由全球治理、洲际治理、政党治理、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治理、国家发展动能治理、机构与组织治理、城市治理、农村治理等八个层面展开。
再往后退一点看，中国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改革、治理的领导与组织也越来越自信，手上可打的牌越来越多。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规划只是我们初步打出来的牌。那下一步我们的社会治理还将走到什么程度？我们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会怎样带动社会的高效、绿色、智慧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三) 改革资本
举凡现代化、数字化、法制化的各种改革，包括未来的大量的各种改革方式，都将极大程度的推动改革资本的多样化。在改革上中国已经形成了顶层设计与有序推进、问题导向的改革观，“顶层设计 系统改革 结构改革 制度改革 治理改革 靶向改革 局部改革 基层改革 问题导向改革 倒逼改革 试错式改革 盲区改革 赛马式改革 并行改革 复合式改革”等综合手段，使得中国形成了独有的改革观、改革体系，这是社会各界都不得不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