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织中非故事的影像语言：专访《波比的工厂》导演张勇(4)

张勇：我觉得拍摄非洲人在中国这样的题材，是很难无视身份认同的和国族差异的问题的。我们在这个片子里面没有回避，所以就把一些跨文化幽默剪进来了，如波比的女儿说自己在学校足球队被当作“外援”。我觉得这种幽默感可以引发观众的思考，同时还调解纪录片本身带有的一些沉闷，能时不时调节一下观众的情绪。
澎湃新闻：除了波比夫妇，本片的另一个重要中心人物就是他们的员工德飞，本片的故事性也主要来自德飞从仓库管理员的职位被调到流水线工作引发的人际矛盾。而波比夫妇在如何处理德飞的问题上也产生了不小的分歧，导演是否有意通过这个事件展现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劳资冲突？是否有意探讨打工阶层或者某类“小镇青年”的普遍生活状态？
张勇：我觉得两方面都有。长三角和珠三角近些年这种外贸工厂中人员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在这种三四千块钱一个月的情况下，从员工的角度来说，他们可以随时被换掉，任何人来都可以做，导致他们对这些工厂的归属感普遍不高。与此同时，很多工厂也开始用机器代替人力，这就进一步造成打工人群的经济生活的不稳定。
在本片中，翟德飞不仅是一个仓管，他还是一个人事经理。我们看到这个片子里面他有好几次去招人，他已经是波比的左右手，很多事都会交给他干。所以当他被降格为一个普通的工人的时候，他在意的并不是他那 500 块钱收入的降低，而是他这个身份的变化，让他觉得他的身份不符合他的定位，破灭了他对工厂的梦想。所以出现了我们这个片子一些戏剧冲突，这些冲突是可以反映小镇青年成为打工族以后面临的一些困境的。

波比和中国工人澎湃新闻：就纪录片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来说，中非题材在拍摄的手法层面会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你个人在专注探索这个题材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怎样的新鲜的视觉艺术形式？张勇：首先，我们采取了一种小人物的叙事方式。我们跟其他的主流媒体拍非洲人不一样，我们没有选高大上的人，没有选政治层面比较受欢迎的人，我们选择的是那种鲜活的、底层的、相对草根的人物。第二，我认为纪录片也要讲故事。我希望有长片的叙事来呈现更深入的、更多元的中非故事。对于非洲人在中国这个题材，我在努力地讲出故事，而不是图解政策或者是一味地负面化、噱头化他们的生活从而赚取眼球经济。第三，在摄影层面，我觉得拍非洲人和拍中国人有点不一样，经常会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比方说拍夜戏的时候，我们有的摄影师刚跟我合作，他没有拍过非洲人，一时可能把握不好画面的曝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