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敌人不是火焰而是遗忘(2)

文本原教旨主义依赖两个相互矛盾的观念：其一“文本是固定不变的”，其二“文本是需要被解读的”。二者之间的冲突对于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阶段由佛陀、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等“教师”开启，他们的思想被追随者们发展成“教师文学”，如《金刚经》《论语》、柏拉图对话录、基督教福音书等。这一阶段大致对应着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伟大的教师们表现出“述而不作”的倾向。究其缘由，在本书第四章《向佛陀、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学习》中，普克纳引述了柏拉图《斐德若篇》记载的苏格拉底转述的关于文字起源的传说：一位神将文字带给埃及国王，称它是改善记忆的良药，并能通往知识和智慧。国王拒绝了，理由是文字使人产生依赖和遗忘，它不是记忆的药，而是提示的药；是智慧的幌子，而非真理。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从这则寓言中抓住了西方哲学的症结——语音中心主义的在场形而上学。也就是说，教师苏格拉底借这则寓言把当下的言说尊为在场——逻各斯的直接呈现，而文字只是呈现的呈现、能指的能指（如同柏拉图所谓“影子的影子”），所以就等而下之了。
“之所以说文字意味着遗忘，是因为文字是一种中介，使逻各斯离开了自身。没有文字，逻各斯自然停留于自身之内。在逻各斯中，文字掩盖着意义向心灵的呈现，这种呈现具有自然性、原始性和直接性。”（《论文字学》）从苏格拉底到索绪尔，西方哲学之所以推崇语音语言，贬斥文字（即便反过来也是一样），还是犯了形而上学的老毛病。德里达的对策是以“延异”与“播撒”的游戏对其进行解构。“延异是差异和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也是间隔的系统游戏。”（《多重立场》）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只看到了二元（语言和言语，言说与文字等）的对立，却没看到二元的互相生成，更没有看到二元系统本身也是由同一性的差异运动造成的。这就如同赫拉克利特只看到了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却没看到两次踏入不同河流的也不是同一个人一样。
后来，德里达又撰文《柏拉图的药》，大玩文字解构游戏，揭示了视文字为毒药的苏格拉底最终竟饮鸩而死，预示着西方形而上学的悲壮命运。普克纳则从常识的层面肯定了文字的力量：“文字的发明将人类的演变过程划分成两段：一段是我们完全无法了解古人想法的时期，另一段是我们能够进入他们内心的时期。”文字给我们提供了进入过去的入口，因此创造了历史。
文字的循环周而复始
第三阶段是伴随着书写技术的进步而出现的小说时代，紫式部、塞万提斯等独立作者登场。公元1000年左右，世界文学里第一部长篇小说由日本皇室一位佚名宫女写出，她后来以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紫式部被人铭记。颇有反讽意味的是，紫式部生活在一个“连帽子、衣服、各种家居用品都是用纸这种神奇的材料做成的世界里”，而女性却被剥夺了使用表意汉字的权利，只能使用表音的“假名”。《源氏物语》就是用假名书写的。500年后，塞万提斯开启了欧洲的小说时代，也遭遇了作品被盗版、剽窃与模仿等现代著述业才有的问题，以至于在《堂吉诃德》下部专门描述了堂吉诃德参观印刷厂的场景，顺便宣称了自己对这部小说的版权。小说（novel）本义即为“新奇”，以区别于旧的中世纪传奇故事。小说与印刷机的相遇擦出了现代出版的火花，最终开启了世界文学史上群星灿烂的小说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