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疑狱集》到《棠阴比事》——《判词经典》第一季之完结篇(3)

比之《疑狱集》，《折狱龟鉴》不仅条数更多，体例亦更整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援引晁公武的话说：“其依刘向《晏子春秋》，举其纲要为之目录，体例井然，亦可谓有条不紊者矣。”更具新意的是，郑克在每一案例之后都附上一段按语，就像是“裁判要旨”的提炼，寥寥数笔，常能点出要害之处，“如龟决疑，如鉴烛物”。我们且以开卷第一篇《孙登比丸》为例。孙登是三国时吴国大帝孙权长子，立为太子后，未及即位而卒。《孙登比丸》记录的就是与他有关的折狱故事：
吴太子孙登，尝乘马出，有弹圆过。左右求之，适见一人，操弹佩圆，咸以为是。辞对不服，从者欲捶之，登不听。使求过圆，比之非类，乃见释。
郑克所作的按语是：“人之负冤，多因疑似。听者不能审谨，忿然作威，遂至枉滥。此事虽小，可以喻大，故首著焉。”
再看一篇《胡向科杖》。案情是：“胡向少卿，初为袁州司理参军。有人窃食，而主者击杀之，郡论以死。向争之曰：‘法当杖。’郡将不听。至请于朝，乃如向议。”郑克所作按语为：
此以名分言之，则被击者窃食之盗也，击之者典食之主也；以情理言之，则与凡人相殴击异矣。登时击杀，罪不至死也。然须击者本无杀意，邂逅致死，乃坐杖罪。或用刃，或绝时，或残毁，则是意在于杀，法所不许也。又当原其情理，岂可一概科断？尽心君子亦宜察焉。
这类情事我们今天常常遇见，裁判结果却常常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断案时少了郑克所说的这几个面向的考量，或只执其一，或顾此失彼，就难以做到平允。此外要说的是，将“名分”列于首位，是郑克一贯的做法，“名分”是“大者”，是前提，不将名分搞清楚，专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虽然条条款款都看似合法，但在根本上就错了。此类案例可以说说《陈奉古咎法》，案情如下：
陈奉古主客通判贝州时，有卒执盗者，其母欲前取盗，卒拒不与，仆之地，明日死。以卒属吏，论为弃市。奉古议曰：“主盗有亡失法。今人取之，法当得捍。捍而死，乃以斗论，是守者不得主盗也。残一不辜，而剽夺生事，法非是。”因以闻。报至，杖卒。人称服之。
郑克就此案写了很长的按语，详细解说此间的法理：“古之议罪者，先正名分，次原情理。彼欲前取者，被执之盗也。母虽亲，不得辄取也。此拒不与者，执盗之主也。卒虽弱，不得辄与也。前取之情在于夺，不与之情在于捍。夺而捍焉，其状似斗，而实非斗。若以斗论，是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也。”末了郑克还说：“奉古谓‘法非是’，不曰‘法当得捍’，夫奈何归咎于法？盖用法者缪耳。”确实如此，世间的许多冤错案件，并非因了法有问题，根源还在于用法者出了问题，“深文峻法，务为苛刻者，皆委曲生意而然也。”所以，无论是“正名分”，还是“原情理”，最基础的工作还是要明乎法意。《殷仲堪原情》就提供了一个“用法忠恕”的范例。案情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