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个叫沈从文的中国人，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7)

毛泽东曾鼓励他继续创作，他也曾雄心勃勃地去井冈山住了三个月，要写一篇关于共产党员的长篇小说，最终却铩羽而归。
向来擅长书写“个人”的沈从文，“人民”这个被高度偶像化的词，让他无所适从。他后来也曾感慨，并不知道需要他写作的“人民”在哪里。
他也写过一篇关于炊事员的短篇小说叫《老同志》，可这可以是当时任何一个作者的作品，却不是那个写《边城》的沈从文。
在革命大学改造时，某天，他坐在一座灰楼房墙下，已是黄昏，天云如焚如烧，他却像是回到了三十年前在军营中的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那时，他已搁笔近两年了。
“我写什么？还能够写什么？笔已冻住，生命也冻住。”
他甚至对他的大哥说，把家中的作品也烧掉，免得误人子弟。
那段时间，他常常躺在床上听贝多芬，觉人生悲悯。
“可惜得很，那么好的精力，那么爱生命的爱人生的心，那么得用的笔，在不可想象中完了。不要难过。生命总是这样的。我已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

到了晚年，他变得极易流泪。
听戏流泪，听音乐流泪，收到妻子的第一封信也流泪，瑞典作家汉森来拜访他，说看了英文的《贵生》，这是写的......
“对被压迫的人的同情。”沈从文接话道，就在这时，他的泪落下来。
被安排扫厕所，被多次抄家，家人的不理解和埋怨，朋友的背叛，甚至是他曾提携过的青年，也写大字报批判他。年岁渐大，坎坷渐多，一颗心却愈发柔软起来。
然而，这风雨飘摇的人生，他终究还是能觅得一处细小的角落，获得生命的皈依。
住的屋子漏雨积水，每逢暴雨，要用盆盛了往外倒。他便在日记里写道：“九月十八日，阴雨袭人，房中反潮，行动如在泥泞中。时有蟋蟀青蛙窜入，各不相妨，七十岁得此奇学习机会，亦人生难得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