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马可·穆勒：他不是老外，是大家的“老马”(3)

谈及“台湾新浪潮”导演，他说：“我最早在香港认识杨德昌，当时他们正在拍摄一部由四个短片组成的拼盘电影，就是后来的《光阴的故事》。我问他，听说还有一位很有个人风格的导演，拍过《儿子的大玩偶》。于是，他立刻把侯孝贤介绍给我。看了当时他的早期影片后，1988年，我就在意大利佩萨罗电影节做了第一次侯孝贤个人作品展。”
谈及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他说：“我们年龄差不多，从年轻时起就认识了，之后一直保持沟通交流，又一起变老，交情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
至于贾樟柯导演，他说：“从我在威尼斯电影节时，就对贾导的作品——不论是短片、纪录片还是剧情长片竭力相挺。”他们携手一路走来，从无到有打造出平遥电影展，这份莫逆之情自不必言。
而如今在大学任教的老马，还希望通过培养电影修复等中国亟需的专业人员，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尽一份力。在他的第二故乡，他有许多想做的事，也有新的电影梦要去实现。
【对话】
翻墙挨批，只为看电影
澎湃新闻：你最早来到中国是在1975年。当时中国跟西方基本处于隔绝的状态，为什么会想要来中国留学呢？
马可·穆勒：事实上，经历过1968年的“五月风暴”后，很多欧洲年轻人都对中国很向往；而且整个1960年代，非宗教性的东方哲学，比如禅宗这类，在西欧非常流行。我自己的话，中学还没毕业就开始学中文了，16岁开始去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办的夜校，那里汇集了对中国感兴趣的大批积极分子。所以，我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意大利留学生，可以说是必然的。
当时，我本科已经毕业了，论文是关于人类学的，所以我最早申请去社会科学院继续我的研究。等到了北京之后，才知道社会科学院已经关了——那时还处于“文革”后期。负责接待留学生的老师，就建议我去沈阳的辽宁大学进修大众文学，我感觉这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因为大众文学应该与口头文学、民间文化有关。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选择，我之后肯定不会那么重视中国电影。
到了沈阳后，负责教我们的几位老师都不错，但其中有一位研究古典美学的学者特别杰出，他很快就为我们展开整篇中国文化的画幅。这位老师目前仍然在世，名叫王向峰。我第一次了解到《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就是通过王老师，这种研究在当时还是相当大胆的。
澎湃新闻：你最早看到的中国电影有哪些？
马可·穆勒：在辽大时，除了王向峰的课之外，其他课的学习内容不多。当时我的同班同学里，就有我的前妻杜阿梅（Marie-Pierre Duhamel），她比我大一岁，是法国留学生，也跟我一样，一直很喜欢电影，之前在本国参加电影俱乐部。我们一有空就跑出去看戏、看电影。当时“文革”还没结束，能看到的除了样板戏，就是朝鲜电影、阿尔巴尼亚电影、苏联早期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