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知情重义、清醒克制，透过电影和世界对话的人

“我高二被退学，去入党，高三毕业就把国民党的党证烧了，我一辈子都不想做公务员，因为对这种体系，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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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侯孝贤的父亲时任广东省梅县教育局长，在带领学生参加广东省运动会的过程遇到自己中山大学的老同学要到台中当市长，问候父要不要做他的主任秘书，侯父答应试试看。
因为当时的台湾保有大量日本殖民时期的建设，在二战期间被破坏的地方并不多，候父写信回家说这里有自来水，于是出生不久的侯孝贤和家人一起来到台湾。
没过几年，因为思念家乡，奶奶时常会讲起那条回大陆的路，这显然也是父母的心愿。
因为家里从来不用木质家具，始终选择那些方便随时舍弃的竹家具。
父亲每个月620块钱的工资要养8口人，除了每月留下理发的钱，剩余的全部交给母亲维持家用。
侯孝贤从小调皮，不愿意和哥哥这样爱读书的孩子玩，整日跑在外面，和一些小青年混在一起。
赌博、打架和闲逛，成了他每天最常干的事，追漂亮女孩，争抢地盘甚至是简单的偶遇，都是他们打架的原因。
从小的打架经验告诉他一旦起了冲突，马上就得站得很稳，没办法，你不能退。
除了沉迷打架和赌博，还有一件让小孝贤引以为傲的事，就是他喜欢看电影。
那个年代歌仔戏、布袋戏、皮影戏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业余生活，看电影还是个新鲜玩意儿，审查严格。
小孝贤时常会随着买票的大人混进去，有时被抓住拎出来，他转身再溜进去——你不让我看，我偏要看。
《蜘蛛朝城》、《宫本武藏》、《佐佐木小次郎》、《三日月童子》，都是他的童年印象。
影片看光了，他便迷上了武侠小说，整套整套的租，一些爱情文艺甚至是琼瑶小说都被他一口气看完。
大陆的《济公传》、《三国》，海外的《鲁滨逊漂流记》、《人猿泰山》、《基督山恩仇记》、《金银岛》随便碰到一本都是他沉寂好几天的选择。
在文字中他能看到另外一外世界。
后来的这些日子都被他刻进了电影中，成为侯孝贤电影中特有的年代色彩。
他常说如果自己没有当兵做电影，他一定会是一个大流氓，但一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氓，而是像武侠小说中那样具有侠义和侠气的侠客。
因为在服役期间看了一场关于描写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