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下的哀愁：《儿子的大玩偶》与那些在台湾社会中挣扎父子亲情(2)

这份工作起因于儿子的降生，黄春明藉由坤树毫无掩饰的情感，展现出坤树的喜悦，他经过妓院前被妓女调笑，在学校前被学童围绕嬉闹，在车站前遭遇工作完面无表情的行人，心中随着想到的事而忽喜忽悲，却因为他脸上涂白所形成的面具，没有人可以理解他。滑稽的装扮与面具将他与其他人隔离开来，但街上行人德疏离并非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的悲剧来自他将妆卸下后，想抱起儿子阿龙，阿龙却号啕大哭：
坤树把小孩子还给阿珠。心突然沉下来。他走到阿珠的小梳妆台，坐下来，踌躇的打开抽屉，取出粉块，深深地望着镜子，慢慢的把脸涂抹起来。「你疯了！现在你抹脸干什么？」阿珠真的被坤树的这种举动吓坏了。沉默了片刻。「我，」因为抑制着什么的原因，坤树的话有点颤然地：「我」
小说并未解释坤树的举动就嘎然而止。坤树为了生活，为了孩子的奶粉钱，不得不将自己的脸粉饰起来，成为他所不是的他，这可以说是现代化社会每个人都会面临到的宿命──为了工作而摆上笑脸，武装起自己的心灵在规定的时间打卡上班下班，下班后花更多的时间平复被异化所受的创伤。

每个人作为一个螺丝钉使社会继续运转，但为了生存，个人必须迎合社会而非社会迎合个人，就必然有扭曲自己的部分存在。
没有这张异化自我的面具，儿子阿龙就不可能出世，这构成坤树的两难，他只能永远躲在一片空白的面具背后，看守着自己的血肉，而这一切都是乡村无力养活这么多人，迫使坤树到城市讨生活的台湾城乡移动的都市化、现代化所造成的悲歌。小说书写的背景，正是1960年代后期，台湾乡村人口，大量前往城市工作，众多从罗东乡村来到城镇的坤树们，再也不复得见，他们那又爱又恨，生养众人的大自然土地。
但另一方面，小说令人感动之处在于，坤树的行动是他主观所为，他为了自己的儿子奉献、牺牲，他主动戴上面具，只要儿子希望，他就接受，成为儿子想要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