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何以成就印坛“半壁江山”——海上印史的千年与百年(9)

金石篆刻研究社及“书刻会”的出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海上印坛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当时文艺事业趋向恢复的产物，对当时社会上书法篆刻爱好者形成了积极的影响，为海上书法篆刻艺术队伍的人气聚集和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40年代末进入海上印坛活动的印人，此时跃起成为中坚力量。
1956年10月，篆刻研究社组织作者共73人集体创作的《鲁迅笔名印谱》二册本由宣和印社钤拓五十部问世，这是海上印坛整体参与，规模前所未有的创作“大合唱”，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海上印人群体的第一次大聚集和艺术创作水平的大检阅。
“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给经历了转型之后的篆刻艺术带来了新的生机。从1958年至196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海上篆刻艺术创作、普及教育和展览活动持续正常开展的时期。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艺术创作完全成为精神自觉。海上篆刻家努力寻找篆刻艺术服务社会与探索艺术的新空间，在“古为今用”名义之下，1959年，方去疾、吴朴、单晓天合作完成了《瞿秋白笔名印谱》；1959年至1961年田叔达先后创作了《毛主席诗词印谱》《农业印谱》《陈毅元帅诗句印谱》；1961年钱君匋刻成《长征印谱》；1964年钱瘦铁完成了《毛主席诗词十首篆刻集》，方去疾、吴朴、单晓天再次合作刻成《古巴谚语印谱》。流行的语汇作为创作选题是这一时期突出的特色之一。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海上篆刻家在传统文人艺术发展生态条件弱化的时势下，坚持潜心创作，不懈探索，曲折地拓展创作空间。相对舒缓的生活节奏和充裕的创作时间，也给这一时期艺术家追求技法的精进和作品的完美提供了客观条件。他们的努力使海上半个多世纪孕育生成的篆刻风格体系及艺术生命力得到延续，也向社会顽强地显示传统文化的存在。

《丁丑劫余印存》制谱留影同时，撰述印史的著作仍然艰难延续。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路走来的印坛名宿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悄然无声地担当着播火者的使命。1953年，以收藏印谱称盛的张鲁庵委托高式熊整理成《张鲁庵所藏印谱目录》；1956年陈巨来《安持精舍印话》刊于《赵叔孺先生逝世十一周年纪念特刊》，流传未广，迨“文革”结束，收入新出的《安持精舍印冣》；1957年，由王福庵主持，秦康祥、孙智敏编撰了《西泠印社志稿》一册；1961年吴朴撰《印章的起源和流派》；1963年，钱君匋、叶潞渊撰《中国玺印源流》，以连载形式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同年由香港上海书局结集出版；1959年，上海文管会辑拓《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印》；1963年上海博物馆成立由徐森玉、沈之瑜、王个簃、叶潞渊、钱君匋、方去疾、郑为、郭若愚、吴朴九人参加的编辑组，开始编选十二卷本《上海博物馆藏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