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雷：周代礼乐制度视野下的编钟(6)

为了演奏礼乐的需要，乐师人为地利用合瓦形的钟体，铸造出“一钟双音”性能比较好的编钟，但这一阶段的编钟钟腔内壁仍然没有调音。例如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出土的甬钟音高很准，就属于这一阶段的产物。这套编钟大致在西周早期昭王时铸成，其中2件的侧鼓部有纹饰标记，这是目前发现最早有侧鼓音纹饰标记的编钟。第三阶段是“铸调双音”阶段。西周中晚期的“兴钟”“应侯钟”等属于这一阶段的产物。此时的编钟经过“挖隧”，会在钟腔内壁留下“调音槽”。有些编钟上没有发现“调音槽”，可能是明器。春秋早期之后，新的调音方式出现，在编钟的四个侧鼓部添加了“音梁”，调音时不用在钟壁上“挖隧”，而是锉磨音梁。
“一钟双音”现象在古代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只有一些可能相关的只言片语，该现象最初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已故所长黄翔鹏先生发现。1977年，黄翔鹏先生随吕骥等几位先生赴甘肃、陕西、山西、河南调查。在此期间，发现很多编钟的正、侧鼓部均可以发出有规律的双音，音程关系基本是大三度或小三度。此外，编钟的侧鼓部大多有凤鸟纹饰，于是大胆提出了“一钟双音”的学术观点。当时诸多学者认为，虽然编钟能发出两个音，但不能证明当时的人就使用了这两个音，“一钟双音”的观点太过激进。1977年9月，黄翔鹏先生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和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一文完成并交付《音乐论丛》，1978年正式发表。同年6月，“曾侯乙编钟”出土，其正鼓部与侧鼓部上皆有标音铭文，如“少羽”、“宫反”等，证实了“一钟双音”的真实存在。
黄先生终于打赢了这场“学术官司”。王清雷先生认为，在自己的学术观点有充分证据时，要敢于坚持，同时也要认真听取、分析反对意见。在“一钟双音”未被发现时，关于编钟的测音和演奏尚存在问题：1957年信阳长台关楚墓曾出土一套编钟，音乐研究所的学者们对该钟测音时，只测了正鼓音，杨荫浏先生还在《音乐研究》发文阐述该编钟的音律。因为该编钟音准较好，学者们决定用其敲奏乐曲《东方红》。在敲奏时，却发现这套编钟的正鼓音中没有“si”音，最终在一件钟的枚上找到了这个音。不过这带来了新的问题，编钟正鼓部的音高声音饱满、音高明确，但是钟枚上发出的音高声音微弱。故此，有些听过这首曲子的人质疑，这个“si”音不在信阳楚墓的编钟音列之中，是不是用其他乐器演奏出来的？由此质疑这首乐曲“造假”。但实际上，这恰好说明当时的学者还没有意识到“一钟双音”现象的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