湃书单｜澎湃新闻编辑们在读的20本书：春天，十个海子(14)

总之，台湾的厉鬼信仰是一项集体创作。特殊的政治、社会、自然情境和历史过程，创造了不少的“厉鬼”，再加上汉人原有的信仰传统，官方的倡导，宗教专家的活动，使“厉鬼”更是活生生的存活在大多数人的生活或心灵世界里。我想，我们的祖先曾经共同建构了这样的一个厉鬼世界。（197-198页）
书中还有一些现场拍摄的“童乩”的照片，看着让我想起上海青浦金泽香汛时亲眼所见的扎肉提香，巫师对肉身的态度，跟平常人确实很不一样。古人的身体观当然也与现代人很不一样，林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就涉及这一问题。
《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分五编，第一编：瘟疫的冲击与回应；第二编，道教的终极关怀；第三编，医疗传教与道教医学；第四编，巫觋活动与厉鬼信仰；第五编，身体、疾病与文化。相对而言，我最想读的是第一编。
作者先根据史书概述了上古以来各个时期瘟疫爆发的数字及其影响：
从东汉中晚期起一直饱受瘟疫之害的中国社会，似乎要到南北朝时期才逐渐获得纾解，“大疫”爆发流行的次数锐减，频率也陡降。（第4-7页）
瘟疫所造成的伤亡，还会带来社会恐慌……这种社会恐慌往往还会导致疫区的民众流亡，四处逃散。逃离疫区，一则是怕受到传染，另一则是基于汉代以来“避疾”的习俗。此外，也是为了觅食。但是，其可能引发的灾难却不小，若所流行的是传染病，便会导致疫情扩散。此外，流离失所之际，为了生计，若未获政府妥善的安置，常会沦为盗贼，造成治安上的问题。（第8-9页）
瘟疫，尤其是接二连三的瘟疫，对于统治者而言，大多会造成致命的一击，而其关键不仅在于人口伤亡、赋役不足、治安败坏和战鼓频频，还在于重大的疫灾被当时人视为上天所降的“灾异”，是一种警讯，预示统治者即将失去“天命”，其政权不再具有“合法性”，因此，天下的英雄豪杰便可以起来“革命”。这段时间，出现许多“短命”王朝，应和这样的情境与思维不无关系。（9-10页）
其中，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传染病，无论高门豪族还是普通百姓，都受到重创，建安七子几乎团灭，这是大家都了解的。这场瘟疫引发的间接后果，则是道教的兴起。作者指出：东汉晚期出现的许多“道团”（如“太平道”、“五斗米道”），其性格既不同于佛教，也有异于传统的巫祝团体。这些道团所以能顺利崛起，和当时因疾疫流行及其他因素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与社会变动可说息息相关，而其共同的特质之一，便是以治疗疾病作为吸引群众、传布信仰的主要手段。（60页）事实上，除了道教，新传入的佛教、根基深厚的传统巫觋，都在这一些列灾难中不断调适，以疗病作为手段招揽民众。作者“并不以为单以疾疫流行的社会情境就足以解释佛教在中国的兴盛、道教的崛起以及巫祝信仰的发展。但是，疾疫的流行与东汉晚年崭新的宗教情势之间的紧密关联，也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