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漂移离散的族群面孔中……寻找历史(4)

看《古巴唐人》，很自然就想起爱德华·W. 萨义德著、吉恩·莫尔摄影的《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原书名After the last sky,1986；金钥珏译，三辉图书，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虽然古巴唐人在很多方面很难与巴勒斯坦人比较，但是在离散、身份认同的主题和影像与纪实叙事结合的文本手法方面，这两部书有互文的阅读可能。与古巴唐人的默默无闻相比，有关巴勒斯坦人的新闻和形象一直充斥在世界媒体之中；与古巴唐人在二十世纪历史风云中的离散经历相比，巴勒斯坦人所经历过的流亡、离散更有太多的复杂性。但是巴勒斯坦的形象总是被固化、被标签化：不是凶残的恐怖分子，就是悲惨的难民，而他们的真实境遇、精神世界却被遮蔽在标签的屏障背后。萨义德说：“我们没有著名的爱因斯坦、查格尔、弗洛伊德和鲁宾什坦，用他们遗留下来的显赫成就来保护我们。
我们也不曾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被纳粹党屠杀的大灾难，可以博得世界的同情。我们是‘其他的’和相反的，是大批离开和迁徙的几何图形中的瑕疵。沉默和谨慎掩盖了伤害，减缓搜索尸体的速度，也抚慰了因为失去而带来的刺痛。”（第7页）我感到“是大批离开和迁徙的几何图形中的瑕疵”几乎可以移用于刘博智图文叙事中的古巴唐人。从文本上看，萨义德的文字有极为丰富的历史与现实视角和深刻的文化心理剖析内涵，吉恩·莫尔的摄影也有多元的面向和复杂的历史事件剪影，它们共同建构起巴勒斯坦人的一幅感人至深的真实集体肖像。从中萨义德力图辨认和证实的是新巴勒斯坦民族意识的萌动，他坚信巴勒斯坦人自我身份的认同并不建立在流亡和受害者角色上，而是必须根植于坚持、希望和被唤醒的共同体意识。“在最后的国境之后，我们应当去往哪里？/ 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应当飞向何方？
”写在书前的马哈穆德·达威什的这两句诗同样可以移赠给古巴唐人。再进一步，还可以把图像学家米切尔（W.J.T.Mitchell）在其《图像理论》（Picture Theory: 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1994；兰丽英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中对《最后的天空之后》的讨论也放到这里来，他用的小标题是“流亡与归来”。他关于图像与文字的关系以及对“归来”的论述颇有启发性。他指出：“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中，照片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始终被流亡及克服的辩证法所支配，这是一种疏远与重新统一的双重关系。如果如萨义德所说：‘流亡者是一系列无名、无语境的肖像’（p.12），那么归来就可被比作将名字赋予照片，把语境赋予图像。”（305页）在照片与写作之间重新建构起名字和语境相联系的关系，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归来”。